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象在预示这一点。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弗·恩·}】在松弛的情况下，生产下降到上一个周期已经达到并且现在已经奠定技术基础的那个水平以下。在繁荣期——中期，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生产过剩和欺诈盛行的时期，生产力紧张到极点，直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限制。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能否兑现，取代了商品本身的形态变化，并且，单靠信用来进行交易的厂商越多，这个时期的情形就越是这样。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象这么厉害。

    关于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还要指出：商品资本本身同时也是货币资本，是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一定的价值额。作为使用价值，它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品，这些物品在危机期间出现过剩。但是，作为货币资本自身，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它总是处在不断的扩张和收缩中。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期间，商品资本在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这个属性中会表现收缩。商品资本对它的持有者和这些持有者的债权人(以及作为汇票和贷款的担保)来说，同它被买进和用作贴现和抵押的依据的时候相比，只代表更少的货币资本。如果这就是认为一国的货币资本在货币紧迫时将会减少的那种主张所说的意思，那就等于说商品的价格已经下跌。而价格的这种狂跌，只是和它以前的猛涨相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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