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追加的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的金银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为没有追加的输入，也会为了国内的流通而取出金铸币，这样，虽然没有同时增加输出，金属贮藏仍会减少。

    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的趋势，并且银行的金属准备下降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几乎达到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末，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它是由有关银行券等等的兑现保证的立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规定的。关于这种流出在英国能够达到的数量界限，纽马奇在《银行法》(1857年)的证词(第1494号)中曾说：

    “按经验判断，对外贸易的任何一种变动所引起的金属流出，都未必能超过300万镑或400万镑。”

    1847年，英格兰银行10月23日金准备的最低水平，和1846年12月26日相比，减少5198156镑，而和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6453748镑。

    第五，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萎缩而增大)有三个方面：1．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这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因此，这种金属准备会受到涉及这三种职能中任何一种职能的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作为国际基金，它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而不管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作为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它会受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第三种职能，即作为保证金的职能，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属货币(在以银作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也代替银币)，第二项中所说的准备金的职能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国内流通而取出金属铸币；同时，也不能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属铸币的停滞而暂时增加金属准备。其次，如果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那末，这种现象就会以独特的方式对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那部分贮藏，或对银行在另外时期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地方，银行还会把它的金属贮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金属流出时，就可能发生象1857年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转变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

    1825年，现实的崩溃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经停止以后发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现象发生了，但没有引起崩溃。1847年金的流出是在4月停止的，崩溃却在10月才发生。1857年金向国外的流出从11月初起就停止了，但崩溃到11月较晚的时候才发生。

    这种情况在1847年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清楚。那时，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个比较轻微的先兆危机以后，已于4月停止，然后到10月才爆发真正的商业危机。

    以下的证词，是在1848年上院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上提出的。这个证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