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2、203页)

    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在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以前，对地主，一般说来，也就是对寻欢作乐的富人放债，甚至在英国也很盛行。关于这一点，从达德利·诺思(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英国商人，而且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

    “我国为生息而放的债款，其中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借给商人营业用的，绝大部分是被借去买奢侈品以及供那种人花费，这种人虽然是大地主，但他们从地产所得到的还不够他们挥霍；他们不好意思把地产卖掉，所以宁可把地产作为抵押。”(《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6、7页)

    十八世纪的波兰：

    “华沙进行大量汇兑业务，但其主要基础和目的是该市银行家放高利贷。这种银行家为了要弄到货币，使他们能以8％或8％以上的利息率借给大肆挥霍的贵族，他们在外国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空头汇票信用，也就是说，一种不以任何商品交易为基础的信用。外国的受票人在这种空头汇票产生的汇款还有希望到来时，只好承兑这种汇票。但是，由于达培尔和其他很有名望的华沙银行家的破产，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约·格·毕希《论商业的各种业务的理论和实践》1808年汉堡第3版第2卷第232、233页)

    教会由禁止利息得到的好处

    “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应付急需时出卖财产；也不禁止在一定期间内，在借款归还以前，把财产押给贷款人，伎贷款人在占有期间能够作为贷款的补偿使用这种财产……教会本身或教会所属各团体和神会，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在十字军远征时代。这就使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由所谓‘死手’占有，这尤其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犹太人不能用这种方法放高利贷，因为占有这样固定的抵押品是无法掩盖的……不禁止利息，教会和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同上，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