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旧历7月，我出生在兴国杰村圩白石村，乳名赖三娇。

    我父亲赖来义是个私塾先生，靠教书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我母亲张氏生了两个女儿，因营养不良患水肿病，溘然去世。从此，家里生活更加困难，忧郁苦闷的父亲为了解脱，竟抽上了鸦片烟，最后家里更穷得揭不开锅。

    14岁那年，走投无路的父亲，把我卖给杰村圩一户姓谢的人家做童养媳。

    第二年春天，红军开进杰村圩。在村里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红军派出宣传队，四处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区妇女改善委员会。我得以脱离谢家，报名参加了区妇女改善委员会，后来担任改善委员会主任。那年我刚满17岁，更名赖月明。

    解脱了婚姻的牢笼，我无忧无虑，没日没夜地泡在工作里。1932年4月，少共中央通知，送我去瑞金师范学习培训。

    我高兴地进入瑞金师范读书，原定6个月，但不久便被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隆隆炮声轰断了。

    1932年6月上旬，少共中央组织部将我分配到少共江西省委。当时，少共江西省委驻扎在宁都县城北门的一条小街上。书记张绩之找我谈话，要我在少共省委儿童局工作。

    不久，粤北南雄水口大捷。中央红军主力打垮了“围剿”的粤敌20个团。配合主力作战的江西红军回到宁都作短暂的休整。少共省委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慰问演出。

    戏台搭在城郊，七里村一个土岗子上面。稀疏的松树间，四边的草地坐满了黑压压的红战士，火把星星点点地眨眼儿。文艺队演出了不少节目，如，《空山计》、《十杯酒》、《小放牛》、《龙冈扭职》、《送郎当红军》、《活捉侯鹏飞》等。演出最后，由我与少共省委宣传部长李美群压尾，对唱兴国山歌。

    李美群也是个兴国的田螺妹子，在机关工作时间久，胆子很大，一对眼珠骨碌碌打转溜，两只手赶圩儿似地空甩。

    我这个人没有哪般过人之处，对歌儿却天生有副好嗓子。小时候放牛，这岭一个，那坳一双唱得多了。但这么大场面我却没见过，起初，不敢抬头，也不敢放大嗓门。唱了几支山歌，听得下边掌声呼啦啦山响，我的胆子便壮了，扬起脑壳，脸孔红扑扑地发烧。

    哎呀勒――红军兄弟要听清，哎――田螺妹子道一声，哪喂――红枪红旗红五星，哎呀哪个同志哥，跟着共产主义真嗬哟哟喂――台下前排的观众中，有个宽脸膛的首长几次站起来，边拍掌边瞅着我，待掌声稀落。他便扭头扯落四川口音朝战七们喊：“喂，同志哥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嘛？！”战士们齐刷刷地直脖子叫：“好！”“要得，要得！再来一个――”那位首长蛮爽快地冲我招手。他身边的张绩之是我们领导，就一个劲儿朝我打手势。

    得了鼓励，我十分高兴，一支接一支兴致勃勃地唱下去。

    那晚，演出直到下半夜才停止。下了台，我问张绩之，那个逗趣喊话的首长是谁。

    张书记顿时打着哈哈，说那是陈毅司令员，你新来乍到不晓得哩。

    我吓了一跳，吐着舌头暗暗庆幸，好家伙！好在未得罪这尊黑面菩萨。

    这就是我和陈毅的第一次见面。想不到，第二日我便与他直接打交道，还“得罪”了他。

    那是早饭过后，我和李美群拿着自制的板子，拼拢两张饭桌打台球。过了一会，外面走进一伙人，当头的就是陈毅总指挥。

    我心儿一虚，顺势侧过身子，卖劲儿打球，装着没看见。

    李美群叫了声陈司令员。陈毅便走了过来，在我身边抱着手臂看了会儿，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打得不错嘛，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不理我呀？哈，我晓得了，江西老表不好惹。江西嘛，山多水多田螺多，田螺妹子也多，山歌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