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思念嘛，陈毅也是人呐……”“陈毅……”我无可奈何，擦去脸上的泪水，“这下好了，我们总算团圆啦，在一起不离开。你受伤要人照顾，跟组织上说说，我侍候你。”“哎，要不得，要不得哟。我说嘛，你还是小鬼。”他笑起来，替我揩干净眼角的泪痕，顺势在我微翘的鼻子上刮了一把：“腿么，会好的，没伤着骨头；医生把子弹挖出来了，很快会好的。情况紧急，我随时要走嘛。”我止住哭，低头要瞧他的伤口，他不同意。我只好坐着望着他。他也看着我。过了会，我吁了口气，把身子挨着他，扯下他一颗快掉的扣子，一边掏出针线钉上，一边问道；“陈毅，好久不见李富春大哥和蔡畅大姐，他们现在哪里去了呢？”“江西省委的同志从宁都转移了，前天蔡畅同志派人给你捎来一样好东西呢，我说月明，这个大媒人还惦记你哩。”我接过他送来的一个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青丝呢布，压着一封蔡畅写给我的信。我的眼圈又潮湿了：“唉，蔡大姐是个热心人哩。陈毅，我们该怎么谢谢她呢？……”这样，我便守在陈毅身边，整整呆了十天。

    这段日子，陈毅虽然负了伤，却对我格外好。他不止一次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叫伙夫搞好送进来，逼着我当面吃掉。我觉察他有异样，问他又不回答。有几个中央首长来看他，和他商量问题，他都借机把我支开。

    纸包不住火。第七日，我便清楚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从石城赶回瑞金，好不容易跟丈夫见了面，竟也是与他分离的时候。

    他告诉我，敌人越来越近，红军主力马上就要撤退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组织上决定，动员一批红军家属和一些伤病员，留居地方坚持革命斗争。作为留下的红军家属，我便是其中一员。

    他的话未完，我便搂着他失声痛哭。因为那时，战斗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不堪设想的结局，象磨盘一般压在革命者的心头。这时，我深知战争的残酷性，分离意味着什么。

    我想起来就哭。几天中几次哭昏过去，又由迷糊中再次哭醒。

    陈毅也哭了，陪着我流泪。我苦苦哀求他，请求组织把我留在部队，我生是红军人，死也做个红军鬼。

    说着说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去。

    “起来，月明同志，快起来！”陈毅气得喊了起来：“不行，说什么也不行的。你不能跟着我，更不能拖累组织。月明同志，你的老家在兴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回老家去，坚持革命斗争。这是组织的决定，月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是要无条件听从组织决定的。红军离开后，反动派一定会血洗苏区。你要坚持下去，在白色恐怖中，以共产党人的信念去工作，去撒播革命火种，唤醒广大群众进入斗争行列。”“不，不啊！陈毅，我的老天！”我绝望地喊了起来，疯一般抓起他床头的手枪。陈毅眼疾手快地按住我的手。

    “陈毅，就算我革命到底，被反动派捉住也是个死字，让那帮畜牲们强暴侮辱，不如今日一死，求个清白身躯。陈毅，你蛮狠心嗬，让我死吧，让我早点闭眼，‘一了百了’。”我哭着，转过身扑通跪下：“陈毅，你开枪呀！陈毅，你一枪嘣了我啵……”“赖月明，听着，你是党员，你是我陈毅的老婆。要不要党的纪律？是不是我陈毅的老婆？无论如何，你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陈毅死死地握住枪柄，额上的筋暴跳：“警卫员，进来！把她拉起来。”第十日，我被迫离开了陈毅。

    负责送我去兴国的是一位女干部，宜黄县委组织部长万香。原是江西省委挑选，随主力部队转移的六个女同志之一，跟着红军大队撤退到了会昌高排，因病被担架抬回瑞金，在九堡医院住了一晚，高烧退了；便到中央办事处要求分配工作。

    我记得，万香一头齐耳的短发，身着灰军装，腰里束根牛皮带，蛮精索的一个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