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陷入了莫名的烦恼中。

    知女莫如母。女儿的心事，逃不过母亲的眼睛。当晚，在母亲的盘问下，贺怡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二位老人。按农村规矩，这种事情原本就该父母操心。于是，二位老人承揽此事，开始帮助她“想”。

    “刘秘书长是个好人。”这句话定了个基调，嫁好人没错，你不可能要嫁坏人吧。温吐秀想了想又说：“就是年纪大一些，显得老气。”她怕扯远了，赶紧倒回来：“老气并不是老，相差也不算太大，还配得来。”贺焕文在一旁早就忍不住，立即接口，说：“你们年青人，什么爱呀恋的，哪有那么多名堂。我跟你妈妈成亲前，连人都不认识，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避难在这里，处境艰难，也指望有个靠山。你能找个靠得住的人，我们就放心。”这几番话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却是现身说法，来得很实在。按“实在”和“革命”的标准，刘士奇倒也很“标准”：首先，他是好人；第二，他靠得住；第三他也当得靠山。

    贺怡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

    此后不久，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亲自上门为刘士奇提亲做媒，贺焕文夫妇便一口应允。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此罩在贺怡身上。

    十几年后，贺怡在延安写的自传中，重新审视了这段婚姻：“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下与刘士奇结婚，婚后生活并不愉快。”岂止“并不愉快”，其实是颇为痛苦。由于性格上的巨大差异，婚后的贺怡与刘士奇保持着上下级间的礼貌、客气和距离。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贺怡与刘士奇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会加深了解，建立真正的爱情，成就一桩美满婚姻。然而，历史，没有为其提供那种机会，反而早早地把他们拆散了。

    1930年2月，刘士奇担任了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贺怡也当选特委委员，任特委妇女部部长。

    也在那年8月。贺怡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刘子毅，当时，东固的局势并不很稳定，刘士奇决定让贺怡到赣南老区去生育。护送人则选择了她的亲戚，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毛泽覃陪贺怡来到兴国，谁知兴国也不安宁，在进行战争准备，按李立三批示，正沸沸扬扬说要攻打南昌、赣州，会师武昌……经组织研究，由地下党员蔡福兰将贺怡秘密带往田村宝华寺一带生育。

    毛泽覃心里不太高兴。路上，曾悄悄地对蔡福兰说：“她自己才拳头大，就要生孩子了。”尴尬的毛泽覃随后返回，由一姓曾的村民带路，经崇贤返回东固。临别，毛泽覃送一把七星剑给曾作留念（现陈列于兴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蔡福兰将贺怡安排在一个可靠的农户家里，自己在宝华寺旁开了一家裁缝店，负责掩护工作。一直待到贺怡生育、满月后，蔡福兰又一路送她回东固，前后有3个月之久。

    也就是在那年8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指责刘士奇反对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方针，刘士奇受到严厉处理：撤销特委书记职务，责成其去上海（中央）受教育。

    一夜之间，刘士奇由好人变成坏人，由靠得住而靠不住，由“靠山”变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此事也殃及贺怡。抱子刚回的贺怡，不但被停止工作，也停止了过组织生活。连她的父亲贺焕文，也被解除了特委机关的文书工作，调到一所小学教书……

    刘士奇这一去，就意味着妻离子散。平日，刘士奇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家。他眼蓄着泪水远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泪水打湿了枕头，打湿了爱子的襁褓……刘士奇离开赣西南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军长等职，1935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经考察，新任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认为贺怡并无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