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我们的笑话实验室已经收到了25000多则笑话和大约100万个评分，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也已频频曝光。就是此时，奥斯卡奖得主、加拿大纪录片制片人约翰·泽瑞斯基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是否愿意帮忙拍摄一部有关笑话实验室的纪录片，并在全球范围内对幽默进行一番探索。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们很快就踏上了一次全球笑话探访之旅，看看到底是什么会让世界各地的人哄堂大笑、咯咯傻笑或笑不出来。

    作为电影的一部分，约翰邀请我到洛杉矶对一些得分较高的笑话做一些实地测试。我仔细搜索了现有的数据库，并确定了两种类型的笑话作为测试对象：英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和美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2002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市一家名叫“冰屋”的喜剧俱乐部里，我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年轻漂亮的女主持戴比·古德瑞斯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解释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她给大家简要介绍了笑话实验室项目，然后说我将上台给大家讲几个笑话，实验证明，英国人觉得这些笑话特别好笑，戴比说她自己也会讲几个美国人认为最好笑的笑话。几分钟后，我走上了舞台。这又是一个超现实的时刻。戴比首先讲了一个经典的笑话：

    一名妇女对男药剂师说：“你这里有伟哥吗?”

    药剂师说：“有。”

    妇女又问道：“在柜台就能得到吗?”

    药剂师回答：“我只要先吃两颗就可以。”(译者注：妇女说的“yougetitovertheter”是问,不需要处方就可以直接购买吗？但药剂师错误地理解为,你在柜台这里就可以勃起吗？)

    戴比把笑点给搞砸了，所以这个笑话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现场几乎可以说没有人笑出声来。接下来该我了。我决定先讲一个与医生有关的笑话，这个笑话在访问笑话实验室的英国人中可以说备受推崇：

    一名男子到医生那里去做检查。检查结束后，他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

    医生回答说：“十。”

    这名男子看起来一头赛水的样子，他又问：“十什么?十年?十个月?还是十周?”

    医生回答说：“九、八、七……”

    结果现场依然是一片寂静，我敢说如果有根针在此时掉在地上，我一定能听到。或者说如果有一只鸭子掉在地上，如果这听起来更好笑的话。接下来的几个笑话也没能打动观众，最后戴比说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笑话，现场这才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两个同性恋者和一个侏儒走进了一家酒吧……”

    如果仅从笑话实验室的数据来看，大约三分之一的观众应该会觉得我们讲的笑话比较好笑。然而，实地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个比例接近于零。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为我们的实验投票的人可谓形形色色，然而，喜剧俱乐部里面的观众却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比较喜欢大胆、无礼、带有污辱性或攻击性的笑话。在喜剧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魔弹”，没有一个笑话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觉得非常好笑。说到底，这就是笑话和人之间的匹配问题，在“冰屋”俱乐部中，我们显然是完全搞错了实验对象。在实验的最后，当我们宣布最爆笑的笑话时，这个论点也再次浮出了水面。

    虽然站在“冰屋”的舞台上的确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但站在后台和其他表演者共同等待的时刻却有趣多了。如果大家不考虑“滑稽”一词的双重意义，我想说专业的喜剧演员的确是一群非常滑稽的人。他们选择了一种并不容易的谋生方式，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每个晚上，他们都得登台演出，要尽其所能让一群陌生人哈哈大笑。不管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感受，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