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务，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圣之龟鉴，又何足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谓“哲王之治，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终不懈而已。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承天之道，以谨其终也。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则执契而居简，无为而不宰，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环之弊，百伪滋炽之渐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谓“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绌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实以陛下忧劳之至也。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陛下不以国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与定大计耶？或万机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忧而不忧乎？臣以为陛下所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夫帝业艰难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绩，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至于陛下，二百余载，其间圣明相因，扰乱继作，未有不用贤士、近正人而能兴者。或一日不念，则颠覆大器，宗庙之耻，万古为恨。臣谨按《春秋》，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有未尽者，臣得为陛下备论之。夫继故必书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终必书所终之地，所以正其终也。故为君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阍弑吴子余祭。”书其名，讥疏远贤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念《春秋》继故之诫。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近正人。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颛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此宫闱将变也。臣谨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为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将相之职不归，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将危也。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此书者，重其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臣谨按《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书其归者，能逐君侧之恶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籓臣跋扈。有不达人臣大节，而首乱者将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在逐恶为义。则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诸侯，此海内之将乱也。故樊哙排闼而雪涕，袁盎当车而抗辞，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谨按《春秋》，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以及残贼之祸，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敢尽言。故《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为陛下言之，虑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婴其祸；适足钳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尽其言则有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裴回郁塞，以须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陛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