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以及更多的书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如此眼花缭乱，如此丰富。甚至在今天看去，只不过是中国作为全球化背景记述中的一环，一个部落。而这个部落的历史，因为西方的观点以及立场而变得张力十足。甚至你找不到这个曲线的根本变化。历史仍然在延续，如果有一部分历史是另外一部分历史的开头的时候，你发现，真正描述这一段历史的仍然是西方人，这些提前感受到全球化背景与拥有对世界好奇的心智的冒险家，找到了对于中国的认识方法，甚至帮助中国认识世界，以及自身的历史。

    在今天，如果接近某部分历史，最好的资料与观点往往由外国人提供，这甚至已成为中国的传统。事实上 ，中国的革命包括领袖的传记正在由外国人重新撰写。以至于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更加真实，不是吗？中国几位伟大人物的传记基本上传统性的由外国人来讲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中国的避讳传统并不习惯于记述当代。历史均由后人盖棺。现在轮到了外国人。中国真正的历史一般有两个版本，一部由官方审定，一部由外国人记录。两本书适合结合阅读。这种传统某些时候，反而使历史充满真正的完整性。三十年代，那场巨大的青春赤色革命，如果被真正发现与重新纪录，那么真正的纪录者其实是斯诺。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辗转来到延安——在当时比去西藏更艰难，在这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待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现象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的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白晋是法国传教士、康熙的老师，曾著《康熙帝传》），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埃德加·斯诺的旅行，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到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这些“朝圣者”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间访问中国红色革命区。在他们的笔下，位于陕北的革命区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就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森（上世纪30年代美联社驻中国记者）所说的，“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但真正描述红军那段长征史，则成为这个奇迹的某个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历史引人入胜，是因为他们将中国放在一个变化的全球图景中来看待。”而长征作为一个新式传奇显然充满着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传奇及神秘之处。这些故事从一开始就代表了西方对于中国最深的怀疑与好奇？

    那个时代的传说中的让西方恐怖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

    斯诺称“在世界各国中，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在斯诺看到的那些红军，是这样一些既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先进性的军队。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共产党员是允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却遭到了委员长的清除。这是为什么？热情的斯诺是带着无数的疑问走进苏区的 。这些问题包括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么娱乐、怎么恋爱、怎么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吗？这些至少有上万个疑问，成为重要的理由，促使斯诺发誓要亲自去看看 。

    而对于历史来说，一切的质疑不过是回到常识的开始。

    这本回答这些单纯问题的书出版后，《时代》杂志在一九三八年，长征结束两年，红军的名称彻底消失，被称为八路军的时候，用了几个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