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创造了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某个部分看去，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正在三十年代开端。文化奇迹，政治变迁、战乱、西方常识、英雄、汉奸、国难，上海、日本人的威胁，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迹与失败的声音如此交替，光荣与梦想，至少在那个时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闪耀。这个奥地利人所宣称的“……我想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那些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那些星辰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在闪现。

    不是吗？

    鲁迅，这个生气的医生。据称这时候给红军发了一封贺文。

    胡适，国宝。他在创造着新的哲学。

    梅兰芳在访问苏联。

    李叔同（弘一法师）在弘扬佛法。

    沈从文刚刚成名。

    顾颉刚就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

    傅斯年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视察殷墟最大一次的发掘。

    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这本杂志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

    陶行知主编《小先生丛书》。

    徐悲鸿在苏联巡展。

    丰子恺在杭州租了别寓。

    阮玲玉主演了和《神女》，被认为是中国无声片时期表演艺术的高峰。

    曹禺完成了他的三部重要作品《雷雨》、和《原野》……

    梁漱溟、张元济、黄炎培、林徽因、梁思成、林语堂、冯友兰、齐白石、钱钟书、杨绛、巴金、吴清源、俞平伯、费孝通、陈独秀、傅抱石、张爱玲………………

    仅列出这份漫长的名单就可以对那个三十年代鞠躬了。

    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已到过未来，如同那个鲁莽的美国人，他把去苏联当成人类的未来。三十年代的风尚中，纽约的知识分子处在对于莫斯科的集体想象中。而在中国，正在呈现思想的两个局面，一群人集体倾向纽约，另一群人，则视莫斯科为圣地。

    这种传统使三十年代充满了矛盾与活力。纽约的思想与莫斯科的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未来的两种选择。

    这种选择同样成为国家三十年代思想界与军事家们的主流生活。

    但被斯诺称为“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中而与世隔绝。”但这支行进在路上的穷人们，却在寻找着中国的“历史的方向感”。

    苏联来的顾问们显然不是这个方向的制定者。但美元也显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也许有胆子大到对于历史乐观的人，会把去当时的先进的圣地莫斯科参观后所下的定义“我已去过未来。”在今天来看，也令人觉出历史的无情，当年的苏联现在化为乌有。但在当时的中国，前进的方向以及鼓舞民众与军队甚至在党的信心的支持中，也把这当成惟一的模板。

    这些也许就是我们试图看清楚的三十年代。

    那里面有红军。有他们进行的长征，也有中华民国。租借地。纽约来的投机者。苏联人。共产党正被国民党追击。一个放在统一的一张中国地图上的三十年代往事。虽然事实上，中国在三十年代被分裂了。红军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许多省并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中。这个国家有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也有德国纳粹的军事专家在帮助委员长。当然也有美国这个庞大身影。

    西方开始进入这块即将也必将要发生巨变的中国的时代。只是历史还没有确认谁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笔。

    过程永远都是谜语。

    三十年代的描述如此。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每一代执笔者都更是如此 。被重复过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