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 ，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

    “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而另一种死亡则更让人心酸。由于长征途中部队规定不能多吃，红军战士长期过着的饥饿生活，没吃没喝，胃已萎缩了，在宿营地里一下子吃硬饭，或者吃得过多，都有可能被撑死。不少红军就有因为吃多了被撑死的，疼得在地上打滚，那场面很吓人。

    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爬过老山界后，曾玉就生产了。当时没有吃的，只能喝豌豆苗熬汤。

    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贺子珍产后不久即遇到了一次空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她身边爆炸，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

    腹泻、食物中毒、红眼病、疟疾、疥疮、腿部溃疡、雪盲症、 便秘、胃病、伤寒、咳嗽、肺病、伤口感染、高山病

    重病例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直到昏迷。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周恩来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后来才确诊为肝脓疡。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跑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用了些口服药。

    周恩来三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好起来。此时生病的邓颖超坚决要守护在周恩来身边。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

    过草地的七天七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的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退了。邓颖超则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邓颖超躺在沼泽地里，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邓颖超此前也患了肺病，不时吐血在地，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同样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红军的第一个红色医生——傅连暲

    长征期间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暲。他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926年读了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受到影响，因此同情革命。1932年秋天，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老古井病房疗养达4个月之久。傅与毛朝夕相处。而之前他救助过南昌起义的伤员，还为全体红军将士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最终他成为了红军的第一个红色医生。

    1933年初，中央红色医院正式成立，傅连暲当院长。长征开始后，傅连暲主动申请参加，尽管此时他自己已身患肺病、胃病和痔疮。后来他被编入代号为“红章”的中央纵队。由于傅连暲不会骑马，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顶四人抬的轿子，于是傅连暲成了惟一一个坐轿长征的人。不过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由于轿子目标太明显，山路太狭窄，队伍太拥挤，就把轿子换成了马。

    在湘南的行军途中，不擅骑行的傅连暲曾连人带马跌入水流湍急的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