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底，湖南境内的湘江战役，是红军史上最惨痛的一仗，部队由8万多减到3万。然而这样的战乱并没有让城市的生活停止下来。

    就在红军奋死突破湘江的同一天，12月1日，上海的《良友》画报举办了一次标准女性的评选。她们当中有尽心尽力孝敬长辈、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古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有受过现代教育、多才多艺、热爱运动的时髦女性。30岁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此时的丁玲已经以走红文坛。这位进步女性还没有对红军，或者她在其后几年内，到达的延安，有着任何预感。因为她刚看到，红军仍在流浪与被追杀的边缘。

    1935年6月27日夜晚，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成为本城最大的新闻。第二日《民报 》登出专文，对娜拉的扮演者蓝苹（也就是后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结婚的江青）的表演大加赞赏。报纸的推波助澜令市民们狂热地涌进了戏院。这一年甚至被称为上海的“娜拉年”。这位其后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女性，对于毛泽东还没有任何认识。甚至没有听到过他的夫君的名字。至少，在遥远的关于红军与匪的传言中，摩登的上海人，对于阿拉乡下们并不会有太多的关注。

    同一天，1935年6月27日，长途跋涉的毛泽东和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刚结束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的会议，决定了红军北上陕甘，大批部队正在做爬雪山的准备。而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则在这一天翻越了长征的第二座雪山——梦笔山。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有一段时期，关于共产党的红色军事力量在中华民国逐渐退出主流话题。由于消息的闭塞，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长征这回事，只有极少留意战事的人或许知道有股“共匪”正在逃窜。

    大多数时候，红军这支漫长的队伍只是默默地在人烟稀少的山区里行进。

    20世纪的三十年代中期，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均已陆续登场，并且在文化上创造了一次繁荣。站在历史的某个部分看去，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正在三十年代开端。文化奇迹，政治变迁、战乱、西方常识、英雄、 汉奸、国难，这一切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奇迹与失败的声音如此交替，光荣与梦想，至少在那个时代令人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群星闪耀。这个奥地利人所宣称的“……我想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那些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那些星辰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在闪现。

    如果把眼光从长征转移，切换镜头做一个时间的蒙太奇，那么在在红军们默默地长征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其他精英人物又在忙些什么事情呢？

    胡适：1935年1月胡适应邀到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所得35个名誉学位的第一个。接下来他就前往广西游历，此时红军正结束遵义会议，向赤水挺进。胡适的身份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在1935-1936年间，他也在奔走忙碌，足迹遍布南京、上海、香港、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四处演讲和出席会议。1935年7月还专门走平绥路旅行。

    梅兰芳：在莫斯科向列宁幕献花圈。1935年2月梅兰芳以国宾身份应邀去苏联演出，为期两个月，以独特魅力征服了苏联观众，并与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会面。接着再赴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国进行戏剧考察，后经埃及、印度回国。

    丁文江：1935年12月地质学家丁文江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和学校，登衡山勘测，赴谭家山勘矿，走下斜深170公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