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这些话语甚至到了新中国也一直高度流行。会师还是革命胜利前奏的最重要的仪式，以至于文革期间也有人把林彪替代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因为站在最上面握手的那个人必然是领袖人物，这个握手寒暄的场面在电影里塑造得激动人心，它与地下党员“接头”的场景，一起在伴随共和国长大的那批少年伙伴们集体游戏里反复模拟演练。

    在长征期间，最重要的会师，应该有两次，第一次自然是懋功会师，由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这两支最主要的红军终于经过千山万水汇合到了一起，之前它们都经历了无数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在索尔兹伯里的著作中，对这次会师描述了几个颇有意思的镜头：“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 了……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康立泽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第30军268团的战士。他回忆为了迎接这次会师，战友们纷纷腾房、打扫卫生，刷贴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不少人拿出自己的布袜、手巾、瓷碗、草鞋等，准备作为慰问品赠给即将会师的战友。上级还规定了具体的任务：给每个连队、每个排、每个班、每个战士都发了一堆羊毛。羊毛上有很多羊屎， 要洗干净、撕开，撕开后学捻线。规定每名战士要织两套毛衣；一套过草地时自己用，另一套捐给红二、六军团。这种“纯粹的友谊”在经过长征的苦难之后更显得珍贵。

    不过，在索尔兹伯里的笔下，红军的领导层在这次会师欢乐的表皮下面，还“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个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红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次会师并不完美，张国焘走向了分裂，他选择了南下。毛泽东继续北上。而这时的红军已经交融在一切，例如本来和毛在一起的朱德就被分到了张的部队里了。

    长征第二次最重要的会师则是会宁会师，这次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得到了最后的统一。1936年10月10日清晨，这天特别具有象征性，因为这天既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而两年前也是这一天中央红军总部撤出了瑞金，开始长征。在相关的文献中，这样描绘了这个在红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日子：“会宁城内人头攒动，彩旗飘舞，这座偏僻的小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过。放眼城中，几乎成了红军的海洋，大伙只要见了面，无论认识与否，都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肯松开。”

    尽管会宁一带自然条件恶劣，当地人的生活异常清苦，可先期到达会宁城的红一方面军还是想方设法做好接应准备，为了让红二、红四方面军能吃上一顿饱饭，他们除向老百姓购买部分粮食外，还主动将自己的每日三餐减为两餐；此外，他们还尽量节约使用窖里的水源，许多战士还自发帮助红军被服厂连夜赶制草鞋、毛衣 、袜子和手套。朱德也在这个晚上在会宁城文庙的欢庆会上，当众为红军战士表演了一个藏族舞蹈。

    但在毛泽东眼里，会师只是一个休止符，并不意味着永远安宁，虽然红军会师的地方叫“会宁”。他指出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用中共党史和军事史的总结来说就是：“会师标志着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结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