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红军便决定就地割麦，从朱总司令到炊事员都一齐上阵，一下子备足十天的粮草，同时留下粮钱。朱老总从麦地挑五、六十斤的担子一口气能走二十里路，大家说他比青年人都能干。张闻天、康克清和年过六旬的徐特立、林伯渠也加入了割麦行列。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指挥部队而未能参加割麦行动。一路上，即使在行军打仗途中，红军晚上还要上政治课、识字课，召开党支部会、小组会等。

    从再度山根到山顶，是行程达60里地的仓德梁子大雪山。途中泥泞路滑，人人一身泥浆。在山上，有的战士躲闪不及就被野兽吃了。接着，红军又过一座五十里地高的雪山，此山路宽，我军便呈八行纵队行进，气势壮观。在松潘地区最大的村落毛尔盖(有三四百户人家)，红军呆了20多天，这是江西出发以来最大的一次休整。大家以炒麦为干粮，收集羊毛及各种兽皮制衣，准备过草地事宜。

    此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决定一、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会议。当时红军面临的形势是：胡宗南集结4个师于松潘地区一线，川军则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及西岸一部，刘文辉占领了懋功等地。胡宗南、刘湘等判断红军或东出四川或北出甘陕，但他们没料到红军会走草地北出之险招。此时整个一、四方面军散驻于西康的绥靖丹巴直到松潘之间，纵横达1500里地的战线。从8月初起，右路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之一部、红军大学等，均以毛尔盖为中心进行集中；左路军之五军团、九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军委纵部之一部，以卓克基为中心集中。8月18日，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按预定计划，左路军从卓克基经上下阿坝出草地，再向东到班佑；右路军绕过松潘从草地到班佑会合，突出甘陕，北上抗日。

    战胜了险象环生的草地

    本书作者所在的右路军，是8月18日从毛尔盖北行40里来到草地边的。草地与干涸的戈壁不同，遍野是茸密的青草，水流满坑满峪，有的地方几十里地水深及膝，而且多数是毒水，人喝后会肚涨而死。皮肤若被草根刺破、毒水浸泡即溃烂不止，医愈者很少，有些人则成残废。草地表面硬、下面软，人行走于草上须十分小心，陷入泥浆则深不可测，无人帮助很难自拔。草地里一年四季几乎天天下雨，阴风霜雪，不见天日。

    随行的“通司”称，只有当地游牧番民骑一种马蹄子特别大的特种马才能通过草地。红军进入草地后，即靠向导寻找番民走过的马脚印探行，而一到水多草密之处马蹄印全无，常常找不出前进的道路，绕走了很多冤枉路。为整个红军大队人马顺利通过草地，作为开路先锋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立了头功。

    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一天就遇到大雨，所带的几斤熟青果麦或粉，经雨水一淋都成了皮胶，有的掉到毒水里没法再吃，有的粮袋被草根划破漏掉。深入草地后连烧开水的柴也拾不到，大家只能分吃几口粮食。进入草地纵深就连草根、树皮也难找到了，只有靠杀骡马驴和嚼皮带、皮包、各种毛皮来充饥。在贵州遵义时每位红军战士曾补发一套军衣，但到过草地时有完整衣服的人已经很少。可是，草地上天气奇寒，许多战士无军帽、无斗笠、无雨伞，倍受风雨雪的侵袭。有的人便披着羊皮、虎皮、驼皮、狗皮行军，有的人则将羊毛放入布毡里裹在身上行进，远远看去，这支队伍象是五光十色的逃难大军。白天行军的这种艰苦还算不得什么，难熬的是晚上宿营，在潮湿的草地上几人靠背而睡，而此时身上的衣服全是湿的，任刺骨寒风吹打。但看到身边被冻死的战友，大家并没有悲观，而是表示要继续前进，为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

    为了战胜寒冷，战士们发明了抵御风雨的方法，即以班为单位，挖一个数尺深的土洞，把油布垫在土洞里，然后把另一块油布或被单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