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马莎在河堤上谈话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就没见到过她。可是，她和皮果提先生通过几次信。她热诚合作，却尚无结果；我也不能从他告诉我的话中断定我们此刻能对爱米丽的命运作什么推断。我承认我对她的回来已不抱希望，越来越认为她已经死了。

    皮果提先生依然坚持那信念。就我所知——我相信我把他那颗诚实的心看得很清楚——他坚信他能找到她。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没失去过耐心。虽然想到他那坚韧信心一度失去会造成的痛苦我就不安，可他的信心中有一种那么富于宗教性的东西。有一种那么表现了深情的东西，它使人感到他的信心植根于他美好天性中最纯洁的深处，使我对他越来越敬重。

    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无所事事的老实人。他一生都是个踏实吃苦的实干家。他也知道，当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做某件事时，他自己仍需努力做那件事以自助。由于生怕旧船房的舷窗内没有灯光，他曾夜间步行前往雅茅斯。为了能从报纸上读到一点和她大约有关的消息，他曾拄杖而行7、80英里。听了达特尔小姐告诉我的话，他就乘船去了纳不勒斯，然后又回来了。他的旅行都很艰辛；因为他一味省钱，留着找到爱米丽后再给她用。在这所有的找寻中，我从没听见他诉苦，从没听他叫苦累或说他已感到心灰意懒。

    我们结婚以后，朵拉也很喜欢他。他站在她沙发一边，手拿着他的粗布便帽。我的娃娃妻子怯生生地抬起脸，用惊奇的蓝眼睛看着他。这情景好像就在我眼前一样。有时，日落之后的黄昏，他来和我谈话，我把他带到花园里，他边吸烟边和我慢慢踱步；这时，我就清清楚楚记起他离弃的家，那晚间室外风儿悲号而室内炉火通明的家，在我童年时看来，那个家总那么惬意。

    一天夜里的这个时分，他告诉我，他前天晚上外出时，看见马莎在他住所附近等他。马莎请求他在再见到她之前，无论如何不要离开伦敦。

    “她告诉过你为什么这样吗？”我问道。

    “没有，卫少爷，”他沉思着摸着脸回答道。“我也这么问了她来着，可她说她不能说出来。”

    对于这消息，我除了说些相信他不久便可看到她一类的话，没说什么别的，因为我已很久不用渺茫的希望来给他打气了。我也说不出这消息在我心里引起了什么样的臆测，而且那些臆测也是很没把握的。

    大约两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我对那一夜的情景记得很清楚，那正是米考伯先生那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第二天。已经下了整整一天雨，空气中还是湿湿的。树上的叶儿茂茂密密，吸饱了水而下垂着；雨已停了，天色仍灰暗；充满希望的鸟唱起了愉快的歌。我在园中徘徊时，暮色渐渐在我四周聚拢，鸟声也渐渐变低了。那种只有乡村夜间才有的寂静随夜色铺开，除了树枝上偶然滴下的水珠，最轻的树也不动了。

    我们的小屋旁有由葡萄架和长春藤组成的绿色小配景；透过那小配景，我能从我散步的花园看到屋前的大路。我脑里正转着许多念头时，不经意把眼光投往这一边。于是我看到一个穿着寒伧外衣的身影。这身影急急向我俯下身子并招招手。

    “马莎！”我朝那身影走过去并说道。

    “你能跟我走吗？”她声音低而急切切地问道。“我到了他那儿，可他不在。我把我要他去的地方写下来，亲手放到他桌上。他们说，他不会在外面逗留很久。我有消息要告诉你。

    你能马上来吗？”

    我的回答是马上走出大门。她做了个急切切的手势，像是请求我忍耐而不要出声，然后她朝伦敦那个方向转过身去。

    从她衣服上的泥痕看来，她是步行从伦敦来的。

    我问她，我们是否去伦敦。她像先前一样做了个很急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