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的武汉，已经热得象火炉一般，太阳的辐射，使从江面上吹来的微风炙人肌肤，远近的枪炮声和沉重的爆炸声所产生的硝烟火药味，在市区上空弥漫，使人感到窒息不安。武昌城内关门闭户，路人绝迹，大街上全是装着财物和士兵的美造十轮卡车，武昌往南的公路上，哨卡林立，长蛇一般的车队和士兵的行军队伍，看不见尽头。

    一辆吉普车由贺胜桥驰向武昌，车内坐着一位领口上缀着两颗梅花的国民党中将军官，他身材壮实，宽宽的脸膛，鼻梁上架副细边眼镜，显得雍容大度，镇静沉着。他靠在汽车座椅上，任凭车轮的颠簸，两眼机警地扫描着车外的情景，脑子里却在反复琢磨着一个大问题——“难道起义的事情已经暴露了？白崇禧要我去武昌开会是准备扣押我？”

    这位中将乃是白崇禧的副手——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近年来，由于目睹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后和议破裂，共军渡江席卷江南，张轸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他暗中与共产党联络，准备起义。他原任河南省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在共军的进逼之下，于今年三月率部退到江南，受白崇禧之命担任武昌到嘉鱼的江防任务。此时，共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已抵长江北岸，准备渡江作战，白崇禧见长江下游的防线已被共军突破，汤恩伯的京沪杭整个防御体系被击垮，而武汉地区位置过于突出，有被抄后路包围的危险，因此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退保湘粤。张轸见起义的时机已到，便决定在他防守的武昌至嘉鱼间九十里的防地上起义，迎接解放军过江。为了使起义顺利成功，张轸决定选择靠武汉在他的防区之内的金口作为举行起义的中心。金口在武汉上游不远，解放军从金口大渡口南渡长江，便可迅速包围武汉。张轸对起义早有思想准备，为了迷惑白崇禧，他曾以加强金口的防御为名，把他最可靠的一二八军摆在金口一线前沿地段，把一二七军摆在金口东南的铁路和公路两侧，防止在起义后白崇禧调动鲁道源的第五十八军或张淦兵团对起义部队的攻击。起义地点确定后，张轸即派人秘密过江向解放军报告。不料，他的部署刚刚完成，白崇禧却一声令下，将武汉地区的华中部队一律撤退到湖南去，而且白崇禧还亲自规定了撤退路线和行军序列，即桂军张淦兵团的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先撤，然后是第十九兵团的一二七和一二八军，负责卫戍武汉的鲁道源率第五十八军殿后。白崇禧这一着也确实是利害，他仿佛已经钻进了张轸的肚肠之中，将张轸的起义打算窥了个明明白白，因此才下令立即撤退，并将张轸的亲信部队夹在撤退的行军序列之中，让实力雄厚的张淦兵团和鲁道源的第五十八军将其紧紧监视着，稍有异动，即可前后夹击，迅速解决，而不致影响整个撤退计划。张轸的起义计划，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召集部下，慷慨陈辞，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豪言壮语相号召：“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决定临时改变起义计划，待张淦兵团一撤出武昌城，解放军向武汉发起进攻时，即率部起义，以他指挥的两军足可以对付鲁道源的第五十八军。张轸计划已定，即派人过江再次与解放军联络，并商定战场起义的行动方案。恰在此时，白崇禧飞往广州，与李宗仁代总统和粤籍将领张发奎、薛岳等磋商两广联合、退保华南和大西南的战略问题。张轸派到江北与解放军江汉军区联络的人，顺利返回金口，经过与解放军协商，决定部队起义的番号为“五五五部队”，全军将士，扒掉国民党军帽徽领章，左臂缠上白毛巾，待白崇禧的嫡系部队张淦兵团一撤出武昌城，即通电宣告起义，迎接解放军过江。张轸见万事俱备，张淦兵团的第四十八军已经撤出武昌，第七军也开始行动了，他突然想到鲁道源，鲁道源带的滇系部队，本也隶属第十九兵团序列，归张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