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总统》出版后，有人问我：“你写孙中山，是否与他沾亲带故？”这个问题，在有关谈创作的文章里，已说过了，这里不必赘述。现在，又有人问我：“你写桂系，是否与李、白、黄沾亲带故？”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家原属广西百寿县，与李宗仁先生老家树头村相距仅三十余公里，中间隔着一座高耸的金竹坳。我的舅舅早年投入桂系第七军，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其后，又率部在河南与日军血战，桂柳会战中，参加过桂林保卫战。1949年底，舅舅奉白崇禧将军之命，率部退入越南，后辗转去台湾。直到今年五月，才有幸回归故土探亲，与我母亲团聚。这样说来，我与桂系，是既沾亲又带故了！记得大约是1949年底的某一天，李、白部下的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将军率残部由桂林退到百寿县，我曾在县城旁边的校场岭上，看到过坐在草地上的桂军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号称能征善战的桂系军队。

    当然，仅凭以上这点历史渊源关系和见闻，是写不出一百余万字的的。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次茶话会上说：“近百年来有代表性和反映社会情况的典型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看，看看他们如何存在、发展和衰亡，有人说将袁世凯、蒋介石等几个家族写成小说不下于左拉的作品。那些典型人物，所代表的社会死亡了，本来也会死亡的，但这些事迹可以记载下来。一个社会总有它的代表人物，这是必然，至于谁来代表，这是偶然。……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总理的这一席话，可以说是这部书创作动机的发端。在写作《第一个总统》时，我曾花了许多时间搜集和研究孙中山先生与桂系关系的史料。但是，这部书的写作乃至成书，却是由漓江出版社的陈肖人同志一手促成的。肖人同志既是位著名的作家，又是位有胆识的出版家。《第一个总统》的上、中两卷书刚出版，他便与我签订了的出版合同。由签合同到完稿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其中参与写作和修改五十余万字的《第一个总统》下卷又用去一年。这中间我没休过一个节假日，除了外出查阅史料、采访有关人士及考察山川地理，没有停过一天笔。

    我生在农村，长在乡下，自幼听过许多历史演义和传奇故事。上学后，又特别喜爱历史课。上初中时，我曾被历史老师讲述的翼王石达开的故事深深感动，至今仍不忘那把在大渡河边展现过的“翼王伞”。小小年纪，便萌生要写一部太平天国兴亡史。当然，这个狂妄的愿望，至今也没有实现！1962年夏天，我在桂林广西师院附中高中毕业，当时不知从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过：战士、医生、流浪者这三种人，最有可能成为作家，书中还列举了许多中、外著名作家的出身和经历为例子。我当时被书中的观点深深地打动了！对学医我没有兴趣，当流浪者又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允许的，供我选择的便只有当战士这一条路了。我便毅然报名当兵。学校领导和我的老师们见我的文科成绩优秀，一心要我报考名牌大学，但我没有按受他们的劝告。仅离高考只有半个月时间的时侯，我搭上一列满载新兵的闷罐子火车，悄然离去，连父母亲也不知道。为了当作家，我失去了取得大学文凭的机会。在军队里当了近七年兵，摸爬滚打，我的军事技术，只有在后来写作《第一个总统》和时才真正派上用场。特别是在里，大小战争写了数十次，倒也感到顺手。因为爱好文学，写得几次失去提干的机会，1968年底，我复员回桂林时，孑然一身，不仅作家当不成，连找个工作也不容易。几经辗转，我到了桂林电表厂，当了一名月薪只有三十八元的二级工。本来，如果我好好干，从头学起，凭我的本事，起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