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总统，并以这种方式宣扬其价值，一个这样的国家怎么样？而此人的智囊团最早提出校园祷告与废除富人税赋为国家所需，外加坚定地相信贫困和无家可归是人们心甘情愿的结果，又如何？

    美国的愚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肯定不是从富兰克林和杰弗逊那儿开始的。某些粗鲁的怀疑论者和具有粗俗智慧的家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企图将“卑躬屈膝的傻瓜作风”（一位记者的说法）的起源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其时约瑟夫-史密斯以口授记录的方式从莫罗尼（Moroni，亦指愚笨）天使那儿得到大量悲惨的书面陈述和训喻，并继而说服了一大批乡巴佬开始了一种新的宗教。马克-吐温认为这种愚蠢在他的时代已经很发达了。也有些人说伴随着琼斯城的集体自杀，它差不多在1978年前后达到了某种高潮的状态。到了今天，这整场运动已经非常清楚了，足以提出两种当代的主导现象（如果不说是原因的话）。

    首先是电视，加上其搞笑频道指示观众何时该笑（惟恐那些挤眉弄眼和夸大其辞不奏效），及其将它的广告诉诸最无知、最轻信和心理上最缺少安全感的观众的需要。怀疑和批评已经严厉地驱逐了出去，因为要是它们跑过来溜一眼，电视就再也不能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愚蠢工具了。第二条原因就是公立中学教育的坍塌。最后一次见到管理学生逃学、旷课的学监是何年何月的事了？

    这两件事情是导致我们的知识与文化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大家似乎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芭芭拉-艾伦莱彻扼要地总结了从“几十位电视评论员”的表现中获得的发现，并指出“由于电视和埃普考特（Epcot）式教育的联合，美国的文化已经私有化、原子化、并可能不可逆转地白痴化了。”即便承认某些对如此确凿理由的不同见解，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愚蠢的一个小小的代价就是，美国的经济力量转入了日本；而一个大的代价就是，对使一个国家值得人们在其问居住的要素——舒适、差异、复杂和美好——的事物的彻底摧毁。

    使之更糟的是近年来技术的飞速复杂化。当今的美国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巨大的、由那些并不特别敏锐和专注却被迫操纵一种永远取胜的独特而复杂技术的人所构成的凝聚物。难怪四处潜伏着谬误和尴尬，难怪掩饰和自夸（也就是恶俗）已成了最受人喜爱的国民风格。今天一个标准的景观就是，一位焦虑的年轻人要用五分钟来完成一次简单的零售交易，这么长的时间干什么呢？竟是由于那架魔鬼般的机器，嗡嗡、叽叽、哼哼，同时是现金点数机、账目登记机、发票书写机，雇员偷盗检测机等等，原来都是为了满足它的需要。每一名雇员都是一台机器的跟班。那位头晕眼花、微不足道的年轻的职员，不过是同与日俱增的数码按钮和指示灯作战的飞行员的较简单的版本。商场职员常常根本无事可做，而飞行员也只好偷偷地切断电源以免他的工作变得太复杂了而不能胜任。

    所有这一切的自然结果就是过度补偿（overpensation），最常常导致的就是某一种形式的恶俗。大多数人所经验的实际的美国人的生活是如此枯燥乏味、单调和胸无大志，如此疏离于过去的传统和欧洲文化的共鸣，于是它要求把自己“提高”和呈现为某种绝妙的东西来补偿。恶俗于是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于全民族的空虚和乏味的自然反应，并且，它的方式的确代表了至少是对虚幻和与众不同的价值的追求。例如：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家值得光顾的餐馆，那么，与餐馆老板合谋参与恶俗的游戏也算是当地人可以聊以自慰的事情吧？——正儿八经地对待狗屁不通的菜单、伪装的法国菜、跳芭蕾舞似的餐酒服务，全部是对纯正事物的粗笨模仿，要想体现恶俗，你必须要有两个演员，一个展示者和一个光顾者，二者同时参与颠覆真实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