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强制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以及虐杀我抗日军民的罪恶场所。

    1944年6月，我部分被俘人员计划越狱被叛徒告密，为首者三人当即被剥光衣服，捆在旗杆上，先遭日军刀刺和开水烫，后被狼狗撕得骨肉分离。还有一次，日军将准备逃跑的20余名男女战俘，全部剥光衣服，捆在木桩上，男的用刺刀割死，女的则先让狼狗咬其阴部，后剖腹杀害。

    “摔麻袋”、“坐飞机”与“坐好汉床”同样是日本鬼子发明创造的酷刑。

    “摔麻袋”在动刑时，宪兵队行刑的人把受审者装在麻袋里，把门子捆好，然后好几个人把装有人的麻袋架起来投向高处再往地下摔。一边审问一边摔，如此反复直到把人摔得肉绽骨折，折磨的半死不活才肯罢休。“摔麻袋”这种酷刑是日本鬼子专门对付那些坚贞不屈、勇于反抗、不易用刑的抗日干部群众的。

    “坐飞机”。所谓“坐飞机”则是日本鬼子好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审者的四肢，口里用日语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一是一齐用力，二是向上提，三是同时撒手。这样他们先鹕受审者用力抛向高处，一齐撒手，将人仰面朝天甩于地上。

    如此一边用刑，一边审问，多次反复，直到把人甩得皮开肉裂、昏死过去为止。有爵他们还将受审者的衣服全部剥光，在地面放上圪针、石块、玻璃渣之类的东西，再施行这种酷刑，那就愈发残忍。

    “坐好汉床”，也称“坐老虎凳”。这也是鬼子们创造的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动刑时，日本鬼子将抓捕来的我方人员，先五花大绑捆起来，逼受刑者坐在一条长宽板凳上，双腿平伸出去，再把受刑者的大腿处连同板凳捆缚在一起。

    施刑时，把砖块从小腿后跟下撑塞进去。撑一块，问一回口供。这伙暴徒、野兽便一块接一块地往里塞，有时竞增至十多块青砖。每撑塞进去一块，腿骨便嘎吱一声，筋裂骨断，痛彻心脾。

    1938年10月8日，江西星子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坂村)38人避难于羲之洞中，因晒衣暴露目标，被敌人发现，将38人押至三祖庵，用机枪扫射，只有魏世付跳下高坎，跃入森林，逃脱虎口，死者中最惨的是卢善敏，鬼子选用五棵不同位置的大竹，同时弯曲下来，将卢的头、手、足各系一根，突然将山竹松开，卢的身体被分成五段而死。

    可以说，日本鬼子在中国是倾尽其残害之能事，用尽其恶毒之心机，有许多酷刑是无辜的中国人民想也想不出来的，而日本鬼子却将其在中国人身上实践了，这其中包括插肛门、割舌头、剖肚填成菜、大卸八块等。

    1937年9月14日，日本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部第14师团渡过永定河，侵入固安县境内。日本鬼子在东大堤抓到青年张万青，把他推倒在地，几把刺刀朝身上乱扎乱挑，张万青多处受伤，鲜血直流，疼痛得在地上左右翻滚，日本鬼子仍不罢休，又砍下一根一尺多长的枣木橛子，将一头削尖，从张的肛门狠狠地钉进去，血浆顺着木橛子往外喷，张万青大声惨叫身亡。

    1943年5月4日湖南南县边境厂窖乡的汪宏奎，当时已60多岁，耳有点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或答非所问，即举刀将其舌头与下颚一并割掉，不几天即惨痛死去。瓦连堤彭连山身患肺病，被敌兵抓获后因见其行动迟慢，便用东洋刀凶狠地将他砍成数块，而后将碎尸抛入藕塘中。有一次，鬼子从一个难民身上搜出一张“难民身份证”，即一刀从其头上劈柴般地砍下去，然后用刺刀挑开肚皮，弄来一些咸菜，塞入死者肚里。

    1937年10月，河北赵县李家岗街李白子和其母藏在家里。突然几个日本兵砸开门户闯进来，看见李母就上去强奸。李白子一窜抱住一个鬼子就地滚打，又上来几个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