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六十寿辰，是在没有任何正式赞颂庆祝的情况下度过的。当天他的实验室记录和日记表明，在那个与平时一样忙碌的工作日里，他打算办理“无声发射武器”和“消除唱片上的干扰性噪音”的发明专利权，并且“考虑购买瑞典的钢铁公司博福斯”。很有意义的是，这位思虑深远的人，由于他的发明性质，曾为社会的福祸造成了那么多雷鸣般的爆炸之后，现在竟同机械的声音战斗起来了，厌恶他所制造的那些响亮的礼赞或者别的骚扰。同样有意义的是，他的思想明确地回到了他的祖国，在那里的博福斯也许能提供他渴望已久的东西——在一个地方，建立试验其专利发明等的更好与更固定的场所。

    毫无疑问，这位以四海为家的人虽然曾经说过，哪里有他的工作，哪里就是他的家；而且他至少是在圣雷莫、阿迪尔和巴黎，有过三处舒适的“家庭”，然而却在他所有的财产包围中，感到孤独，感到他同哪里都没有关系。

    他有着无数的熟人和商业接触，在科学界和商务界也有着无数的崇拜者，但志同道合的亲密至友却寥寥无几。他崇敬的妈妈和他的哥哥路德维格这两位亲人，都已去世多年了。精力充沛的组织家保罗·巴布也死了，不久以前，巴布和他的几名高级法国伙友，曾无情地背叛了诺贝尔的托拉斯。他最心爱的那位年轻女人，现在也远在天边，辜负了他想使她成为真正朋友的一片希望，刚刚在不愉快的情况下，断绝了关系。

    尽管他在很多场合曾说过“人在晚年交不了新的朋友”，但他在圣雷莫和长期来一直喜欢去访问的巴黎，却真正地认识了一些新的人；就我们所知，他在这些新的交往中感到极大的愉快。除了拉格纳·索尔曼以外，他还有几名乐与交往的伴友。他们都是一些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年轻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其中多系技术人员。因此，诺贝尔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既受益又得到愉快；对于这位经常考虑技术问题的人来说，非物质的因素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在巴黎的“瑞典—挪威协会”（成立于一八九一年，现称瑞典侨团）的成员，这个受到诺贝尔以各种方式慷慨支持的协会，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诺贝尔从来不在节日的时候到那里去，但却喜欢非正式地去看一下。他在这个俱乐部里认识或新交的人中，包括俱乐部的主要活动家西加德·埃伦伯格中尉雕塑家沃尔特·鲁尼伯格（著名的瑞典——芬兰诗人约翰·路德维格·鲁尼伯格的儿子）、威廉·昂格上尉（鱼雷制造专家）和两位工程师：索尔斯顿·诺登费尔特（武器制造专家）与斯特雷里纳特（人造丝专家）。诺贝尔在他的晚年，还得到了当时在巴黎的瑞典教堂作过牧师的内森·索德卜罗姆这样一位有价值的朋友。

    大约有十年的时间，诺贝尔是出生于伦伯家族的朱丽叶·亚当夫人客厅的常客。亚当夫人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和共和派人士，在她的家里，当时文学、艺术、科学、政治方面的很多大人物，经常聚会讨论一些紧急的时局问题。朱丽叶·亚当是里昂·甘伯塔的热情门徒之一，主编著名的报纸《新闻评论》。那些经常到瑞典—挪威协会和亚当夫人沙龙去的人，包括伯莎·冯苏特纳在内，曾把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描绘成一位使人兴奋的聪敏谈话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在圣雷莫的诺贝尔，正在考虑与瑞典和瑞典人士建立密切接触，并且打算回到他的祖国。自从一八四二年当他九岁的时候移居国外以来，除了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在赫勒内堡进行试验工作期间，他在国内已经没有固定的住宅了。在圣雷莫的新环境，一方面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另方面也有着妨碍他的工作的很多不利之处。所有的仪器和化学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需用品，都得从德国订货；当地工人找不到；住在邻近田园乐境里几座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