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励和指导广泛的技术工作时，他被那里懂得的助手们看成是一个内行。九月份，他的哥哥罗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称之为“尼夫尔海姆鬼魂的来访”的病痛（严重的偏头痛和血管痉挛症）后，他终于明确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他到南方并在巴黎请专家进行了诊断。他被告知说，他得的是一种厉害的心胶痛症，因此他必须绝对休息；这句话所掩藏的意思是，现在是准备后事的时候了。

    现在举世皆知的他那份处理身后财产的遗嘱，是在一八九五年患病初期起草好了的，并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里。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认为自己真的属于那个城市的暗示。他现在想：有必要与一两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维格的儿子、他那位在圣彼堡石油公司当头头的侄儿伊曼纽尔，谈谈这件事，然后去一趟巴黎。医生们的判断，还使他采取了在那种情况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别的姑且不谈，却一点也显示不出诺贝尔在临死前的思想痛苦：他亲自仔细地监督了当时在圣雷莫公园为索尔曼一家建造的一座别墅；他卖掉了为自己在圣雷莫拉车的马匹，并且在巴黎买下了三匹新马和漂亮的马具来替代它们。

    除了象通常那样坚持写日记外，他还把时间花在最不寻常的写作上。他穿着睡衣，头痛地坐在那里，忙着赶写一部受到雪莱影响的悲剧《复仇的女神》，以及在创作一部以不久前那场使他非常伤心的线状无烟炸药诉讼案为背景的剧本，他给这个讽刺剧取名为《杆菌发明专利权》。这是两部最奇妙的著作，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典型性格，包含着揭露生活和人物的痛快淋漓的哲学语言。

    此外，他每天还要就多样的生意计划及复杂的化学处理亲手写下十几封信。他于十月份在给索尔曼的一封信里写道：“说起来就好象是命运的讽刺，我必须遵命服用硝化甘油。他们把它称为三硝酸酯，以使药剂师和公众不致害怕。”

    他的最后一封信是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在圣雷莫写给索尔曼的。诺贝尔是在两个星期前到达那里的。这封信就好象他在健康时写的那样，谈的是一种新的硝化甘油炸药，末尾的几句话是：“不幸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连写这几行字都有困难；但是，一旦当我能够的时候，我将回到这个使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上。您忠实的朋友，阿·诺贝尔。”

    从他那通常一样清楚、易懂与端正的笔迹中，看不出他正处于崩溃的时刻；但是，他却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曾经使这位才气焕发、精力旺盛的人终生感到兴趣的题目上去了。这封未寄出的信放在他的写字台上。写完信后的几个小时，他便得了脑溢血症；经努力抢救无效，终于在十二月十日凌晨二时，结束了他那多事与非凡的一生。

    拉格纳·索尔曼说过这样的话：“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最后几个小时，是非常悲惨的。他在信里曾多次表示的不祥预言终于成为事实。在他临死前的几天，果然‘周围只有雇佣的仆人，却没有任何一个身旁的亲人；这种亲人有一天会用他那轻轻的手将我的眼睛合上，并且会小声地说上几句温柔真诚的安慰话。’”他遭到严重不安的打击，并且不让他站起来。他部分地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除了他儿童时代的语言外，他什么都记不住了。无论如何，他的主要女仆奥古斯特说，他说了许多仆人们感到莫明其妙的话。他们看来只听懂了“电报”这个词，并且通知了他的两个侄儿伊曼纽尔和亚尔马·诺贝尔，以及索尔曼。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在他临终前赶到那里，而他正象他生前那样，孤独地越过了人境。

    这位曾在现代景物方面留下很多痕迹的最卓越的人，就这样多多少少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结束了他奋斗的一生。但是，由于他是一个没有直系继承人的大富豪，并由于他用最不寻常的方式起草了遗嘱，因此，另外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