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试验和工程，关于他对石油公司的忧虑，或者他对线状无烟炸药诉讼的厌恶，根本无法领悟；但是人们可以想象到，他对他们一起看过的戏剧经常作出的那些有趣的评论，或者对他建议阅读的那些适宜的轻松读物，可能曾使她感到兴趣。但是，她那些相当简短的回信，是没有文化和难以领悟的，信中所吐露的一些别的细节，也都是潦草写成的。这些信很少回答他的问题，但却充满着贪心的新的愿望，谈论最新式的时装，以及要求增加津贴费。这些要求加在一起，以各种货币来说，常常都是四位数字，还需要为她买法国的长上衣和匈牙利酒，此外，还越来越经常地夹杂着她在维也纳的家庭里的其它成员寄来的讨好的乞求信。

    他一年又一年地纵容着她的任性和行为。他为她招聘了一个法国女伴，并且让她参加他的社交活动，甚至在他的哥哥们访问巴黎的时候，还将她介绍给他们。尽管他没有问出口，但显然是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里仅从不同方面举出几个人来。例如保罗·巴布、利德伯克和维克托·雨果，当他们在诺贝尔家里见到她时，都对她表示同情。但他的哥哥路德维格，由于在很多方面比阿尔弗里德和其他人，有着更加严格的观点，则强调自己的弟弟同这个女孩子的关系不相配，并且督促他断绝这种关系。

    虽然这一定会伤害自己的感情，但是，诺贝尔在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一期间，曾经一再以坚决但却令人感动的慈祥态度，劝她离开他，不要为“老坏脾气”过于担忧，并且去找一个年轻人。“……请设法从一个朴实正派的男人那里，取得真诚、持久和深厚的爱情，并同他建立一种纯实的真正结合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关系，与那种不正当的关系毫不相干。他的病（一种初期贫血症），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一种空虚的感情，以及心中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这在你身上，则以多病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三年这十年期间，也就是从他五十岁到六十岁，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生活中，是一个极痛苦的时期。形势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去进行一些没完没了和多种多样的活动。各种发明，建立工厂，大型托拉斯，令人操心的发明专利权官司和经常的旅行，所有这些都使他疲惫不堪和损害他的健康。显而易见，其结果就是他已经经受不起另外的严重烦恼。他在给索菲的信里写道：“当我被迫充当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妈妈子，以及成为我所有熟人的笑柄时，我的整个生活都转向苦恼之中。”

    他打消了一切想带她到斯德哥尔摩去见他的妈妈和亲属的念头。他的哥哥路德维格在一八八八年的死亡和他妈妈在一八八九年的去世，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孤独和没有根底。那个本来应该成为他在寂寞中渴望的亲密伴侣的女人，相反地却由于愚蠢和难以悛改的挥霍淫逸，从而变成一个消磨精力和费用高昂的障碍物。尽管这一切他还是很喜欢她，并且慷慨地支持她；但在他移居圣雷莫之后，他很少到伊什尔去看望她。她出没于对他来说是完全生疏的放荡淫乱的圈子里，而且不管走到哪里，总要以他的名义欠下大笔的债款。他在信件中，总是用长辈的态度来恳求和忠告她；而她的信，则总是泪汪汪的并且夹杂着一些金钱的数字。随之而来的，是那场不可避免的打击。

    一八九一年春天，她在一封令人悲伤和绝望的信中告诉他说，几个月之内，她就要生下一个父亲是一位年轻的匈牙利军官的孩子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历过很多严重的考验，并且习惯于听到扫兴的消息，但却从来也不鲁莽行事，他毕竟是一位绅士。他写了一些有感情的话去安慰和劝告她，并且决定不再去看望她，但却通过一位律师为她以后的生活供养作了安排。她收到三十万匈牙利克朗的养老费，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