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维被小冰奚落嘲笑了一通，而且小冰后来也一直没去转存那张支票，但他还是每月照寄不误。

    还账好像已经成了他生活的目标和动力，他的生活工作都是围绕还账在进行。每个月月底，他把一张支票寄出去了，就开始盼望下一个发薪日，一边算计着又挣了多少钱，一边尽量把自己的支出控制在五百块以内。到了下一个发薪日，他先上网查一查工资打进自己的账号了没有，如果已经打进去了，他就写一张支票，寄给小冰。过了十五天，他就打个电话给小冰，看她收到支票没有，于是再被她奚落嘲笑一通。

    他也知道这样的生活很无聊，但不这样的话，他还真的想不出为什么要呆在美国。

    他在美国的生活可说是味同嚼腊，每天就是上班上班，早上七点左右就起床，胡乱搞几片面包或者方便面吃吃就提着午餐盒去上班。午餐盒里装的都是昨天前天的剩饭剩菜。他住的地方虽然在校车线上，但刚好在个两不靠的地方，而他上班的地方，也是在一个两不靠的地方，如果他坐校车去上班，两边走去车站的时间比他干脆走去上班的时间短不了多少，所以他基本都是走路去上班，也算锻炼身体。

    老杨的实验室号称G大的“”，雇的人全都是老中，天南海北的都有，也不知道老杨是怎么把这些人发掘出来的，或者说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把老杨发掘出来的。老杨很爱引用毛主席语录来总结这个现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不过老杨说的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剥削与被剥削”。老杨就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每天很早就去上班了，等到跟实验室里每个人都打了照面、派了工之后，老杨就不见了，要到中午的时候老杨才浮现在系里的里，跟大家一起吃午餐，打情骂俏，实施通俗油滑版亲民政策，同时也监督大家不要在午餐上花太多时间。然后老杨又不见了，要到下午五点左右才又浮现在楼里，关怀备至地问候大家：“还没走？不早了，快回家吃饭吧，活没干完的话，晚上六点半过来干就行了。”

    不用说，实验室的每一个员工都在背后讲老杨的坏话，但当着老杨的面，大家屁都不敢放一个，因为老杨时常有意无意地提起国内某些知名高校们的某些知名老师们又在要求来他实验室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他们几回了，那些人就是不放过他。老杨说的这些绝对不是撒谎，因为老杨有时会把这些人的EMAIL转发给实验室的人，叫他们看看谁比较合适。

    周末的时候，实验室大多数人都“自觉”到学校加班加点，因为人家在加班，你怎么好不加班？你不加班，不怕老杨觉得你不积极，到时候把你开销了？而且老杨总能在星期五给你布置点什么活，让你当天干不完，不得不周末来加班。老杨自己周末也加班，当然还是那么三段式地在楼里浮现一下。

    对这一切，谭维的怨言远没有实验室其他人那么大，他甚至有点感谢老杨把他的时间表排得这么满，不然的话，他孤家寡人一个，又没车，在G城可说是寸步难行，晚上和周末都没地方去，还不如到实验室去，至少可以看见几根人毛，听见几点人声，还可以强迫同事跟他讲几句话。如果呆在家里，小周不是在学校干活，就是在家里睡大觉，他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个，孤独无比。

    谢怡红很少到实验室来，来的话也是把实验一做上，就捧起一本书在看，要么就在做作业，他听见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要DUE了，要DUE了”。刚开始他很不习惯，因为在A市的土话里，“丢”就是做爱到了高潮的意思，他不明白怎么谢怡红也是A市人，居然就能在他这个A市人面前“丢”啊“丢”的，也不怕他想歪了？

    谢怡红在实验室好像是个特权阶级，总是来如风，去如风的，一周肯定没工作到十三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