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这本书终于脱稿以后。毛病总是有的，我自己深深知道，以我自身的条件，写这样的作品是不相称的；以这样的宝贵历史题材，作为我写作的实验的对象，我感到简直是一种罪过。直到现在，书已出版了两年，我的心情，还常常觉得沉重、不安。但是，我也快乐，我觉得历史、生活、今天的时代、社会，给了我极其优厚的待遇，哺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能够享受到写成我的第一本长篇的幸福。

    我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又给了我通过文学形式再现战争生活的机会和条件，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殷切地母亲般地关心我，经常地给我既原则又具体的种种指点。我感激打败了强敌的那些革命的人民、人民战士和勇敢的、高尚的、忠诚于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象沈振新、丁元善、梁波、刘胜、石东根、杨军、秦守本、张华峰、王茂生、安兆丰、张德来……华静、黎青、姚月琴、钱阿菊、葛老大娘、张老大娘、阿菊的干娘余老大娘，等等。他们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创造了辉煌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生活里感动过我，以他们的卓越的行为、品德影响过我，而又被我当作了书里的主人公和写作对象。对于他们，我又十分惭愧，因为我在雕塑他们的形象的工作上，有时候，显得手不应心，有时候，连心也显得愚钝，因而使我的工作成效，远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和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地步。我写了敌人，其中着重的写了一个张灵甫。张灵甫这个匪徒，是反动头子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健将，有丰富的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才智。他猖狂已极，反动透顶。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他率领他的七十四师直下淮南、淮北，两次进攻涟水城，在莱芜战役里，李仙洲当了俘虏和李仙洲的五万多人马被歼灭的悲惨教训，他竟傲然拒绝接受，胆敢深入沂蒙山区的我军腹地。在孟良崮被歼就戳，自然是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应得的结果。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我在他的身上，特意地多费了一些笔墨。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也就够了。譬如对张灵甫和吐丝口战斗里逃走了的那个何莽，能说我在描绘他们的形象上，作了多大的夸张？是我有意把他们写得狠了一点？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我想，在我们的作品里，一旦要他们出现，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有人这样说。我写了爱情，但我不是把爱情作为主题的。在客观生活里，爱情有份，战争的时候也不例外。生活里有爱情，就可以写爱情，当然是对的。生活里有爱情，忽略它，不写它，那也未为不可。写，不写，听作者自由抉择，这在我动笔以前，就理解到的。我在这两者中间徘徊过。大概是由于听到有些人说过写军队、写战争就不能写爱情，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谈爱情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表示写战争生活的同时，也不妨写点爱情生活，我便描画了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钱阿菊他们之间的一些生活中的微波细浪。既然写了，也就只得写了。“经一事，长一智”，事后检视一下，在这个方面的破绽，也许比别的方面要明显一些。我觉得，我确是没有写得恰到好处。有多写了几笔之处，有写得不大合乎人物当时所处的情况之处，也有，可以这样写，而我那样写了。就全书全文来说，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虽不算多，但还可以再少一些。为了回答好些同志的关注，便补救了一下，在前次和这次的版本里，对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