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不是傻瓜，他一嗅到味儿不对就赶紧行动起来。7月中旬，他们就开始大规模封闭工会、农会，并且继续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了。他们有一个疯狂至极的口号，叫作“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暴力反对暴力，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自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枝不秀，就此夭折了。

    我看到， 这一年的彭德怀愁眉紧锁，忧虑重重——4月12日和15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相继在上海、广州挥起屠刀，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紧接着，这场腥风血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谁能料到，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从此，革命转入了低潮，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这一年5月21日，盘踞在武汉的大军阀何键受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唆使，突然脸一翻也操起了屠刀，使江城人民陷入一片刀光火海……九年后西安捉蒋事变之际，他竟然将屠刀悬伴于诗文壁画之间，摇头晃脑地念起阿弥陀佛来啦。这是后话。

    罗明纳兹的报告引起热烈的讨论，相继发言的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

    犀利、幽默而又切中要害的，当数毛泽东的发言。他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喻为一架新房子，说我们党的领导“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里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的主人的决心”。他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接着说到农民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句话，显然是针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而言。谈到军事问题，他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十分严肃地批评了党的领导“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他说：“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我不能随即叙述平江举义的结局。因为，对于一个觅根求本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事情的结局。

    此时，已经爬上了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座的何键，绝没有一丝半毫的菩萨心肠，他连眼睛也不眨一眨就变本加厉，命令他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洋：血洗长沙！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五指山到松辽平原，从东海岸到陕甘高原，竟然发生了一百余次武装暴动，犹如轰轰烈烈、呼应不断的火山群爆发。

    蔡和森的发言也可谓唇枪舌剑，其锋芒直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据说，他的情绪十分激动，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高。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正过去的错误。自国际训令以来，党的上层有一个恐慌，我以为这是不足恐慌的。因为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

    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就在这次会议前夕，南昌打响了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久，又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海南岛起义、黄麻起义、弋横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这一年的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形势非常险恶，会议只能进行一天，秘密而又分散到会的二十多人，吃住都关在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那座公寓式房子里。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由邓小平同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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