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前，通讯班和其他同志都完成任务赶了回来。万事俱备，只待起义指挥部的一声号令。火山爆发前夕，一切竟然显得如此平静，平静得让人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而这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硬汉子——石穿，临窗翘首去望东方那一抹隐约的晨曦，情不自禁地朗声吟诵道：

    电传天书值千金，这是革命幸福根。

    渡过明天难关日，廿二午时红旗新。

    书记官邓萍听了，不解其中意。彭德怀便笑着，从衣兜里掏出师长周磐发给副师长李慧根的电报给他看。邓萍很惊讶，问这是怎么搞到手的，彭德怀很感慨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呵！”

    此事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后，彭德怀在他的回忆录中仍念念不忘那位神秘的传报人，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写道：“这位俊秀好学的青年，这位无名英雄呀，我永远怀念着你！”

    那个传报人，就是周磐的贴身马弁——绰号“玉姑娘”的陈玉成。作为一个身陷囹圄的追忆者，彭德怀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来，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我们还是回到起义前夕去吧。那一天，大约在破晓时分，一团党委的委员们都匆匆赶到了团部，主要有：滕代远、李灿、李力、黄纯一、张荣生、邓萍等人。

    邓萍向大家报告：黄石已经率部起义，并且把队伍拉到嘉义镇以南的大山里去了。大家听了，有喜有忧。

    会议由彭德怀主持。大家分析了黄公略起义引起的后果，进而讨论一团是否改变起义的计划。这时，彭德怀将刘济仁和张超两人打来的电话内容告诉大家，接着又谈了自己的看法：“听他们的口气，对闹饷有恐惧，我们起义时，他们不会单独来进攻。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武装，充分准备是必要的。公略搞早了一点，但不要紧，也起了扰乱二、三团的作用。我们还是按原定计划不变，加紧策动二、三团的闹饷工作，加紧对他们两团在城内留守处的工作，迅速邮寄出闹饷传单。”

    又经过一番短暂的讨论，大家统一了意见，觉得团长说得很有道理，还是应该按原定计划起义。

    接下来议定：起义后，立即挂出斧头镰刀的红旗，张贴革命的标语口号，散发各种宣传品，明确提出我党的一切政治主张，如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政纲等等。起义部队的名称叫工农红军，番号为红五军（因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军队称红四军），原一团所属的第一、第二、第三营扩编为第一、第四、第七团。确定红五军实行党代表制，军官由士兵委员会选举。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胜利后发给每人12元慰劳金（分几次发给）。对俘虏遣散要看现金和人数的具体情况再决定。确定在22日上午10点钟，由团长召集军官会议，趁机扣留一批反动军官，并宣布代理军官的名单。11点半，部队集合在东门外天岳书院的大操场上，由团长讲话并宣布起义。

    21日这天，一团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而压抑。到了黄昏，李灿、张荣生、李力、黄纯一等人都赶到团部来汇报工作。

    李灿这时显得十分高兴，说：真没想到哇，去年的“马日”是许克祥叛变革命，血洗长沙，14个月后是咱们揭竿而起，成立红军。

    李力说：师特务营闹饷的事已经串通了，不敢肯定那些人能参加起义，但他们不会起阻碍作用，这一点还是有把握的。

    李灿接着又讲了他亲自侦察的情况，说清乡团每天12点半都要午睡，下午两点半起床，这一段时间内只有守卫人员在外边，所以下午1点起义正合适。

    “那么，有没有值得特别注意的情况？”滕代远问道。他虽然年仅24岁，却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了一个头脑冷静、处事稳健的革命领导人。

    黄纯一反映：三营金营长表现不正常，似乎有所察觉了，不过，这家伙平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