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不住，就有点不想干了。可是他却把这一切不顺心的事，都推到刘金山身上。明明是领导上决定把他们调入主力的，他却误认为是刘金山把他排挤出去的，所以憋了一肚子气。加上他经常不上早操，受到营长的批评，他一怒之下，把匣枪一交就自动离开部队回家去了。临走他身上还带了一支小手枪，这是他在铁道游击队打鬼子时缴获的，他所以带在身上，是因为他在当地和日本鬼子、汉奸特务打了那么多仗，他打死了不少人，怕地方有人报复他，需要用这支手枪来自卫。徐广田回家的事，鲁南军区很快就知道了。当时领导上对徐的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徐广田是省军区命名的战斗英雄，他在铁道游击队的抗日斗争中是有贡献的。日本鬼子投降后，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抬头，有地位和家庭观念，组织纪律性差，可以也应该好好进行教育。当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应由他个人负责。但是从组织角度考虑，在干部政策上也有漏洞，如成立铁路局时，提拔刘金山为副局长，提拔王志胜为工会主席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对比起来，仅仅为了保存下来一个长枪中队，不提拔徐广田是不适当的。因为徐广田在职务上仅仅次于副大队长，王志胜提为铁路工会主席，而徐仍当连长，在职务上显得过于悬殊。当然徐个人不应计较地位的高低，但从组织使用干部的原则上看，对徐的安排就有点不够周全了。当时鲁南军区发现这一问题后，马上下命令调徐广田到军区学习，学习后将任命他当鲁南军区特务团的营长。可是这一命令下晚了，徐广田已愤愤地回了家，他不了解领导的意图，拒绝去山里学习。

    徐广田回家后，为了泄愤，有时怀里揣着手枪，到铁路局去找刘金山，刘不见他，他就在路局门前叫骂不已。开始靳怀刚还可以和他谈话，劝说几句。后来靳的话他也不听了。也就是说铁路局没有一个人能和他说上话了。

    我自认为过去和徐广田的关系不错，在这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战友也该去好好劝劝他。所以我在铁路局靳、刘面前，自告奋勇地愿意到徐广田家里去作作工作，要他服从组织调动，到山里去学习。他们听了都很高兴，记得是在一天下午，我从铁路局借了匹白马，从枣庄往西沿着已拆除铁轨的路基，走出四十里，将近傍晚时到了徐广田的家里。

    徐广田的家确实很穷，住了两间旧草屋。家无隔日粮，屋里到处堆着些道钉、铁夹板，尖端呈猪蹄形起道钉用的铁棍，还有铁路职工用的旧红绿灯，这可能是过去吃两条线，铁道游击队破坏敌人铁路时留下的东西。我的到来，徐广田是欢迎的，像过去见面时一样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家境虽然很困难，由于朋友多，他还是给我弄了酒，简单的做了两个菜，我俩就喝起来。我看到他家那么苦，哪有心喝他的酒呢？可是我也知道对方的性格，他让你喝酒，如果你不喝，那等于你看不起他，甚至比骂他还使他生气。所以我就不客气地和他对饮起来。在喝酒的过程中，徐广田和我谈了许多，主要是诉苦，归纳起来就是上边说的那几条。无非是说刘金山如何打击报复他、不提拔他，不许他到铁路上工作，最后把长枪中队调离铁路局也归罪于刘金山。在谈话中，徐的父亲和爱人也常插话进来，诉说家庭的困难，说徐广田在铁道游击队哪一点不如刘金山和王志胜？可是现在人家当大官了，每月还领那么多小米。如果徐广田能挣这么多小米，家里也不困难了。为此老人和妻子在抱怨他没能耐，不能养家糊口。家属的怂恿，只能给徐广田火上加油，使他满腔怒火烧得更旺。徐最后对我说：“八年抗战，我没有熊过，现在鬼子投降了，他们竟这样整我，我真受不了这个气。我不干还不行么？现在部队号召老弱病残人员复员，我身上有不少伤，我复员好了，这样还可以照顾下家里的生活。”我听了徐的一席话，深深感到这个在抗战中英勇杀敌的英雄，现在在思想深处，竟为个人主义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