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组织上分配我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经提出要求到新闻部门工作，当一名新闻记者。我希望采访上海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因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学读过书，工作过一段时间；四十年代后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对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对上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能写一部描写上海工人斗争生活的长篇，以反映上海的变化，而上海是中国的缩影，既可以看到她的过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来。我的要求没有批准，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我们一批南下干部乘了一列专车（当时北平和南京还没有正式通车，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虽然挽留我们多在南京停留几天，但我们这批干部要随大军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都住在丹阳。我们赶到丹阳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已经包围了上海，国民党反动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只等中央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解放上海。华东局正在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要配备和训练接管干部。我向华东局报到以后，组织上立即找我谈话，分配我到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随华东局负责同志邓小平等一同进入上海，第一天住在圣约翰大学，以后华东局负责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国民党励志社旧址办公。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局决定成立统战部，陈毅市长兼任部长。有一天下午，陈毅同志约我到市长办公室谈话，准备派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时，陈毅同志又说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过，认为我在统战部工作很合适；并且谈革命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关系，参加实际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好处等等。他仿佛洞察我脑海里考虑的问题，不等我说出来，就主动给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我个人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只要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机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别说写文学作品了，就是看文学作品的时间也很少了，整天忙于统战部工作，经常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一九五○年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力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原料来源减少，私营厂生产发生困难，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私营厂度过了难关，我也参与其事；为了调解劳资关系，我同工会、劳动局和工人和资本家有过接触；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亲自过问了几个严重的典型案件，倾听和组织被迫害者家属血泪的控诉，依法宣布凶手的死刑；开展五反运动，作为“五反工作队”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参加一个私营纺织厂五反运动整个过程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少数工厂和商店“五反”工作。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较大的私营厂商负责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一共三百零三家厂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简称３０３户，我从头至尾参加这一工作；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几个私营厂工作，并且调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作为统战部干部，更是份内的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接触次数多了，了解的深了，渐渐成了朋友，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们召开厂党委会或者是工会会议和生产会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