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长江大桥被毁之后中断交通运输引发麻烦；另一个大麻烦则是拆桥的150亿至180亿元人民币费用实在过高。

    一时之间，关于改造南京长江大桥的各种方案纷纷出现在媒体上，有专家建议部分拆除长江大桥上水最深、可以通行万吨船舶的几个桥墩，然后将这一段的桥面改建成可以折叠打开的；也有建议将主桥拆除，留下南北引桥以及桥头堡，改建成桥梁博物馆的。这两种方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留下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至少一部分，作为历史纪念。而反对拆桥的大多数意见，除了考虑到这座桥兼具公路、铁路运输功能之外，还有南京长江大桥的特殊历史意义。这也正是南京长江大桥拆桥之说每次出现，都能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这座大桥身上凝聚了众多中国人的记忆和历史自豪感。

    这座大桥从1960年1月18日正式动工，修建了将近8年，1968年9月铁路通车，12月公路通车。它是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座双层双线公路铁路两用桥，也第一次贯通了沪宁、津浦铁路，还曾经作为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它的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8米。

    南京长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梅旸春，1934年曾经接受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聘请，担任第一座中国人设计建造的杭州钱唐江桥的正工程师。此前，毕业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江西人梅旸春在1923年公派出国，毕业后曾经在美国桥梁公司工作过。但是却因为网球打得好，工作也出色，被人误认为是日本人。深受刺激的梅旸春于是在1928年回到国内，致力于中国的桥梁建设。

    新政权建立之后，梅旸春留在大陆，随后就出任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他在技术上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

    这个新的政权也曾经让包括包括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内的建筑师们认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一个建设的机会。但是同著名的梁陈二公相比，梅旸春的幸运在于他没有活到等待自己被否定。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之后，梅旸春就得到了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机会。他的职务是总工程师。

    《光明日报》关于梅旸春和南京长江大桥的的一篇报道说：“建设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工程上并没有太不顺手的事，可是国家遇到了困难。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程奉令延缓。此时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士气方盛，设备齐全，材料充足，梅旸春虽血压高达220毫米水银柱，却心急如焚，奔赴北京铁道部申诉，希望不要放慢建桥步伐。然而客观形势摆在面前，局部必须服从整体，桥梁建设终于放慢下来。这一次延缓，使他未能亲手完成这一伟大的建设，这是他所意料不到的。经过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三年困难很快就被克服了，工作又有了生机。年逾花甲，已与家人分居在工地战斗了四年的梅旸春，重新焕发起活力。可惜年事已高，加上素患高血压症，紧张的工地生活，对他的疾病是不利的。虽几次发病，策杖而行。仍主持会议，到现场视察和安排工作，直到病倒在他办公室隔壁的单人卧室之中。”

    梅旸春病倒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当时负责南京长江大桥工程的铁道部。铁道部的部长吕正操和副部长武竞天副部长都指示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这位工程师。从空军调配的飞机将北京和上海最著名的脑血栓病专家运往南京，他的妻子和儿女也都从北京赶到南京看望这位辛苦的工程师。此后梅旸春的病几经波折：“同事们亲切地关注，竟把心力交瘁的梅总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但已瘫痪不起。当1962年早春梅花开放的时节，他居然又能坐起来了。有了一些精神，又向往着热火朝天的工地。他醉心工作，没有对人生最终的归宿作认真的思考和准备。趁他病情有起色，组织决定送他回北京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