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吴思提到的周恩来所作的政府报告发生在1964年12月21日的第三届人大一次回忆，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向全体人大代表做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周恩来提到大寨，并且根据之前到大寨考察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提供的材料，归纳出了大寨精神，大寨精神的三点分别是：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不可避免的，大寨和陈永贵，置身于那个年代的特殊语境之下，被附加了众多的精神和意义，而这些精神和意义，又都被放到一种激烈的意识形态背景下。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还邀请了陈永贵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并且开始号召全中国农业学大寨。一个新中国农民所能获得的荣耀，在这一刻达到顶峰。但是陈永贵不能预料到的是，这才仅仅他和大寨所获得的殊荣的开始。

    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精明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早期短暂的迷惘之后，陈永贵迅速掌握了主动权。1967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另一位山西省劳动模范李顺达抵达山西，同另外一些劳动模范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联合声明，开始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陈永贵佩带着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开始出现在各个造反派云集的场合。这一年2月6日，《山西日报》的头版显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

    接下来，陈永贵的身份迅速变化，他从一个毛泽东接见过的农民代表，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成为大寨所在的昔阳县的头面人物和整个山西省的第三号权威人物，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3年，58岁的陈永贵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继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陈永贵在政治上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俨然成为整个中国的农民领袖和农民的代言人。

    但是此时陈永贵的一些言行已经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件事情：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有意见。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体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宣布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为不受欢迎的人，把山西分社派驻大寨的记者赶出去；同时，要求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去大寨。”

    陈永贵在政治也益发激进，或许他是真心相信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那种彻底的集体制经济。但是为了维护陈永贵和大寨的颜面，大寨却不得不在1973年谎报了收成数目。

    但是那些对陈永贵和大寨提倡的农业经济模式存有疑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陈永贵个人在道德上仍然几乎无懈可击。他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新华社当时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陈永贵一年，他发现在1971年，已经贵为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