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治家的形象。他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的希望，人们总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只要有他在，事情就决不会坏到无可挽回的境地。他像在拼命拖住一辆正在驶向悬崖的列车一样，在总理的位置上一把拉住这个不断向下坠落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都给人以这种印象。

    但是在这一年3月5日出版的《文汇报》在刊登一篇新华社的通稿时，全部删除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而在3月25日出版的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将周恩来划为党内的走资派，“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篇文章将共产党内的争论和分裂彻底暴露，曾经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邓小平显然被指为周恩来的后继者。周恩来的逝世可能是一个彻底改变共产党内部势力对比的机会，最终结束这种分裂，它必然是以一派的胜利和另一派的失败告终。

    但是过去十年对这个国家的破坏，以及对人的巨大的漠视显然已经让民心向背非常明显。“保护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四处出现，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遵义、昆明、重庆、青岛、天津、长沙各个城市的人群都被同一种感情激荡着。它的高潮就是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人们背诵着已经流传甚广的诗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清明时节人纷纷，纪念碑前欲断魂。借问怒从何处起，红墙那边出妖精”这些诗后来都以手抄的《天安门诗抄》的形式广泛流传。

    它的高潮和最终改变了所有人期待的局面的引爆点出现在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从4月4日开始，人群就不断涌入广场，据称在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已经达到了两百万人，花圈两千多个；如果不是因为第二天的“清场”，在清明节这一天，只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涌向广场，也会有更多的花圈摆在广场上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清场”发生在4月5日的凌晨，人群被冲散，所有的花圈、标语、诗文都被销毁，有57名自发看守花圈的人被捕。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清明节的上午，人群又开始涌向广场，这一次人群是有备而来，他们打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标语，一辆车被烧毁。换来的回击则是加倍的打压，上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加入了新一轮的清场。《人民日报》的报道基本上可以被视做对四五事件的一个腔调性结论，“反革命事件”。

    但是这一事件也改变了党内整个的势力对比，或者，它至少是促生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在描述1976年时，中国人的情感总是复杂的。在这一年发生的众多事情，如果放在其它年份，都足以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走势，或者足以让整个国家为止震颤。在这一年有三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逝世，他们是建国兄弟中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毛被公认为建国之父，朱德是军队的创始人，而周恩来则是最杰出的外交家和应对各种难题的高手。这一年的7月28日在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后来的报道说，它的破坏力相当于400枚光导原子弹，造成了24.2万人的死亡和16.4人的重伤（在2006年人们很悲痛地开始纪念这场大地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图书和报道充斥在书店和各大报刊杂志，但是人们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中国就发生了一场堪和唐山大地震并论的另一场大的地震灾难）。等到10月份的时候——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党内的角力开始分出高下。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终于下定决心，他和仍然在世，并且竟然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位的威望最高的军队统帅叶剑英一起，下达了逮捕四人帮的命令。

    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事件后来在1978年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