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英街这侧的人想法设防向那一侧跑。物质的诱人只有在存在稀缺和丰裕的对比时才特别明显。文革时期，过境耕作口（因为双方居民各有土地在对方领地）被当成资本主义的虎口。结果有人说：虎口，我们不怕！我们要学武松和杨子荣，虎口拔牙去。于是，能跑的全跑了。史料记载的有两次大的迁移。一次是1960年代初期，叫做“饥饿大逃亡”。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说，那次跑出去了12144人。它的原因是大跃进引发的稀缺和饥饿。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后，统计说跑出去了17456人。其中沙头镇跑出去3000人，是原来整整一个镇的人口。

    当时沙头镇隶属的宝安县党政机关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制止外逃，堵截外逃者和偷渡者。他们方法是：派武装民兵站岗警戒；把偷渡者被鲨鱼咬过的尸体放到海滩上展览；用高音喇叭播放《社会主义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风景这边独好！”；没收偷渡者的交通工具；办班、写检讨、批斗；罚款拘留；对逃过去的，规定家属每年交几百块公积金，在门板上贴“偷渡户”黑招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沙头角居民人均年收入仅有100元人民币，而街另一侧的香港居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7万港币。从1979年起，沙头角镇开始把农副产品直接运到香港新界销售；并且允许居民利用农闲和空余时间，过境打工和收拾废旧物资。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成立经济特区。中英街和中英街所属的沙头镇则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而这条街和这个小镇也开始随着深圳的繁荣开始繁荣起来。因为中英街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甚至成了一条购物的黄金街道。

    当时，大陆其它地方的人到深圳去要办边防通行证，否则不能入关。而如果到边境的沙头角镇，需要再办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因为沙头角镇被划归为边防禁区。在深圳，曾经有两种人被人们认为很有能耐，一种是能帮人办到去沙头角的特许证的人；另一种是能帮人用人民币兑换到牌价中或者中价的港币的人。一项统计说，1984年，每天平均进入深圳特区的人数由35000人上升到136000人，车辆由0.65万次上升到1.98万次。而到深圳去的人大都希望到沙头角去看一看，到沙头角就得办特许通行证；到了沙头角镇，没有人不希望到到中英街去买一些免税商品，而那时候中英街上购物只用港币。

    中英街的最鼎盛时期是在1980年代，当时这条短短的街道上有各类商铺300多间。光是给人捎货的水客就有好几千，两个同中英街相连的村子沙栏吓村和中兴村几乎家家都有铺面，一个村民在后来回忆说：“八十年代‘万元户’在内地是有钱人，可要是放在当时的中英街，这又算得了什么？当时家里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村民比比皆是。”购物、付款、开票都要排队。人们似乎对这条街上的所有货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录像机、照相机、金首饰、衣服，甚至连力士香皂都抢着买，基本上不说价。”几乎所有的店铺日营业额都万元以上，甚至十几万元。最抢手的是黄金首饰，老板连数钱的时间都没有，金铺的日营业额大到百万元以上。当时深港在中英街开设的黄金店铺有几十家之多，销售的黄金量要按吨计算，一项统计说，1988年5月至10月间，中英街上的金铺共销售黄金饰品达5吨，金额6.5亿港元。‘购金热’一直持续到1992年达到了高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都在中英街设有营业机构。中英街仅上缴税收1年就超过1个亿。

    一篇关于中英街的报道引用深圳方面的统计资料说，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中英街每天有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节假日和高峰期游客数量超过10万人次，1年游人量达1500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