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时，禹作敏已经异常炙手可热。用禹作敏自己的话来说，“这几年，到大邱庄来的人成千上万，你说吧，到了大邱庄谁不想见见我禹作敏？来的人真是中国的、外国的、香港的、台湾的，哪里的都有，一天下来上千人十几拨、二十几拨，跟车轮战一样，要是都见到，我还不得累死呀？我一天最多见过8拨人，没完没了地握手、说话，同样一句话，我得对着不同的人说不知多少遍。就这，要是有谁没见着，回去就会有意见，说你骄傲……”经常是一大群来访的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被禹作敏拒之门外，原因是怕打扰禹作敏的工作。这位桀傲不逊的庄主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内闭门谢客。但是当天津小靳庄的村委会主任王作山和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来访大邱庄时，禹作敏欣然答应亲自接见二人。

    禹作敏还对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慷慨解囊。他当场答应给小靳庄6万元，以解小靳庄村办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的燃眉之急，并且还答应帮助王作山建成一座年利润达到150万元的工厂。当郭凤莲对禹作敏说大寨办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资金问题时，禹作敏当场回答：“这好办，你们不用到处求人了，我给你解决。”随后禹作敏马上让人开了50万元的支票给郭凤莲。郭凤莲要给禹作敏写借条，禹作敏慷慨的摆摆手：“别写借条，这钱不用还。农民帮农民，这是应该的。”至今在华西村中，仍然摆放着当年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一辆轿车，只不过吴仁宝如今展览出去，是用来警惕自己不要像禹作敏那样忘形。

    有记者问禹作敏说，都说没有禹作敏就不会有今天的大邱庄，禹作敏也会回答说：“不能这么讲，那有些太离谱了。毛泽东都不是神，我能是神？”再问，说外界都传说禹作敏是一个骄傲的人，禹作敏则辩解说：“毛主席说过，‘骄傲使人落后’，要真是我们大邱庄人骄傲，那怎么还一年往前进一步呢？1992年我们大邱庄的总产值是40个亿，1993年，我们的总产值是80个亿，预计明年，可能要达到150个亿，你们说这是骄傲吗？依我看，说这话的人，是没把骄傲和自豪分清楚。”

    但是禹作敏终于还是被人抓住把柄，或者说，这个农民终于桀傲不逊到得意忘形，在大邱庄内私设刑堂。他宠爱的手下打死了人，他甚至认为自己仍然能够一手遮天，庇护自己的手下，因而竟然鼓动全庄对抗一个国家机器。他忘记了，一个真正骄傲的人要确保自己做到无懈可击，不然，他的骄傲得罪的敌人会利用他任何缺点向他攻击，直至将他击溃。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作家凌志军说。新闻记者们都得到了上级的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而那些在1980年代曾经帮禹作敏说过话的政治领导人这次也都沉默了。最终的结果是，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打死人的四个讨饭，然后逮捕了禹作敏——当然也不是所有大邱庄的人都这么不冷静，在禹作敏决定与政府和公安机关公开对抗的时候，津海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延军以死相劝，拿起桌上的烟灰缸打破了自己的头。津美集团公司总经理赵书忠，在禹作敏与政府对抗期间，借故跑到外地，用电话指挥本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凌志军说，尽管媒体鲜有报道，但是禹作敏的被捕仍然引起渲染大波，“那些天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禹作敏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浪潮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

    对于禹作敏这个人，凌志军的评价最为中肯：“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见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