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全中国的城市都在做规划，搞建设，平遥自然也不能例外。平遥县政府请人做了一份平遥城市总体规划。这个新的规划要在平遥开辟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与四条大街相对应的，平遥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城墙要打开8个豁口——平遥古城墙高12米，厚5米，周长12华里，城墙有3000垛口，72敌楼，以对应孔子门下3000弟子和72贤人。

    规划出台之后，为了开辟这四条大街，要将城西门内的平房全部拆除。“当时城西门外的民居已经拆了100多米，现在刚进平遥城有一段比较宽阔，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东门以南也开了一个豁口。”柴泽俊说。柴泽俊是当年的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也是一名古建筑专家。他知道这一事情是因为他的一位下属，当时的平遥县文管所所长李有华冒着丢去官职的风险通知了他。李有华甚至躺在门道里，以此来阻止拆迁人员。

    柴泽俊说李有华“人非常好，能写会画，很有才华”。1977年因为大水，平遥城墙部分坍塌，李有华害怕有人偷偷拿走城墙的墙砖，还安排人晚上巡逻。“从1980年到1986年，李有华一直和工程队在一起，白天在现场转，夜里轮流在城墙值班，到平遥开放以后，李有华在城墙上转的次数更是数不清，白天黑夜都去。”柴泽俊说，他后来在平遥县给李有华出版的一本书上用毛笔字写道“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

    接到李有华消息的柴泽俊带着他的同事们立即前往平遥，但是“那当时平遥古城还不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城建系统又不归我们管，跑一次不行，跑两次三次还是不行。”

    这时候，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出场。这份新的城市规划由平遥县交给山西省建委批准，恰巧，当时的同济大学浇搜阮仪三正在山西榆次协助当地城市规划。省建委的人就把平遥城的总体规划拿给阮仪三看。阮仪三看到这份规划也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份规划相当于要把平遥城中心的古建筑，包括日升昌在内的票号全部拆除。

    “山西省建设厅规划处的处长是我们同济大学的，通过他去找山西省建设厅的厅长，当时叫建委主任，这位孙主任就说，行，既然你说规划不好，平遥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暂时不要拆了。当时房子已经拆掉几百幢阁楼了。说做规划口说无凭，我就回来带了十二个学生过去，做了规划之后，我知道这样光说还没用，就直接上京，找权威的人罗老（罗哲文）和郑老（郑孝燮），那时罗老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手上管钱，郑老是建设部总工程师，他们同时是全国政协的常委，我就叫他们去，因为我阮仪三当时一介讲师，人家不当你是回事情，我拉了他们去看，他们一到，省长也出来的，那么才定下来，按照我的这个规划去做。”阮仪三回忆说。

    “平遥为什么留下来了，因为慢了一点，（慢是因为）它穷，它在这个几个城里（太谷，祁县，忻县，解休）最穷，动作慢了一点。然后（它）也扒了城墙扒了口子，一条大马路开进去，开了180公尺，拆掉30几幢明代建筑，拆掉一百几十幢清代建筑，人家拆了几百幢、几千幢了，它慢了一点。”“肤浅，是一种没有文化的农民干部的反映。”阮仪三说。

    为了做平遥城的规划，阮仪三自己贴上钱不说，还借了3000块，这钱后来他慢慢用自己的教授经费还上。但是这份送到北京的规划却让罗哲文和郑孝燮决定对平遥施以援手。郑孝燮在阮仪三的规划上写道：“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接着，阮仪三把平遥城墙、郑国寺、双林寺写下来上报国宝级别单位。文化部拨了八万块专款来修城墙。山西省也批准了阮仪三的规划。阮仪三还自己掏钱，为平遥县的政府官员办培训班，让他们到同济大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