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不到1％的温饱户，接近90％的小康户和五六户富裕户。这些富裕户“有的办工厂，雇工15人左右，年缴税20万元，富在明处。而有的则在外经商，或做包工头，从住房的华丽，甚至包‘二奶’，只知其富，但无法得知内情”。纯粹的农户已经越来越少，1990年王淮冰访问江村时，就已经发现，真正纯粹的农户，全家劳动力全部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只有5家了。

    1939年时，年轻的费孝通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者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在这项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甚至高利贷者等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地减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必要步骤，因为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引起‘反叛’的原因。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时间的发展正验证着费孝通的这个判断。只是，历史要绕了一个大圈之后才意识到这点。

    1935年，在广西考察时不慎落入瑶人捕虎的陷阱，结果自己受伤，妻子出去呼救时死亡。伤心之下费孝通回到内，听从姐姐费达升的劝告，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养伤，同时，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江村通讯，“开弦弓是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的一个村，离京沪线上的苏州有60公里。我姐姐曾在这里开始她的‘复兴蚕丝业’工作。她和这地方的关系已有10年，没有一家农民不信任她。由她介绍，我可以得到很多方便。”

    紧接着，费孝通取得公派留学机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读人类学。在从上海到威尼斯长达两个多星期的路程上（费孝通要从威尼斯再转到伦敦），他将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后来他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以“江村经济”为主题，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这篇博士论文在英国出版，取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

    随后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然后是共产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费孝通留在了大陆。1956年，他的同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格迪斯到中国访问，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前往江村访问，这一举动重新引发了费孝通对江村的兴趣。与此同时，毛泽东正在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下马看花”，了解中国的现实。于是，费孝通在1957年的4月重返江村。结果，21年之后，费孝通重新回到他在《江村经济》中的结论，农村的贫困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在发表于《新观察》的报告《重返江村》中，不断强调农村工业的重要。

    “（村子里自建缫丝厂）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在村里，农民们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答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单说这个小工厂里经常的工人就有80多个，每个人的工资在每月10元左右。还有许多零星和临时的工作，使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业等于是一个开设在农村里的技术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术工人来，当时向外输送地就有20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100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丝厂，经营的办法是农民交茧，制了丝，算出成本，按供给原料和入股资金分红。原是学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业。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益。这许多方面加起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很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