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吗？骨折是非常痛的，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他的内衣早被鲜血染红了，湿透了。想到他，我为自己病后产生的悲观情绪羞愧极了……”

    “他是谁？”

    “周恩来——周副主席！”

    伤员陷入沉思。好大一阵，柯棣华才说：“怎么样，吃点东西吧？”

    “嗯！”伤员咬着嘴唇说。

    柯棣华亲自把饭菜端来，一口一口地喂他。

    经过了几天的充分准备，柯棣华为通信参谋做了第二次手术，取出压迫马尾神经的弹片。经过一段治疗，伤情很快好转，通信参谋终于重返前线。

    艰苦的生活，超负荷的工作，长期的奔波劳累，使柯棣华的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沉重了……

    1942年6月的一次大发作，把同志们抢救时给他垫在牙齿间的毛巾都咬破了。校长江一真来了，向他传达了聂司令员的三点建议：一、到延安去休养一段时间；二、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附近城市住院；三、到香港或印度去治疗。

    江一真走了，屋里只剩下夫妇二人。小郭一边替他擦拭已经流到面颊上的泪水，一边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柯棣华思索良久说：“病当然要治，能治愈就更好了。要知道，全世界还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啊！再说，目前形势……”他抬起头来，继续说：“这里是抗战的桥头堡哇！我还是留在这里吧。”过了一会儿，他拉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说：“如果不参加八路军，得这个病，我会悲观的；现在我却满怀信心，因为只要和边区人民在一起，我也会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安泰那样获得力量。”稍停，他又笑笑说：“当然，我也许会死，也许会残废，但为了全世界人民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我即使死，印度人民也会高兴。你和我，还有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也会高兴的。因为，我已将我的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连日来，司令员以及各级领导纷纷前来劝柯棣华外出治疗，都被他一一谢绝了。

    柯棣华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拼命多做工作。使他着急的是，领导交给编写一部外科教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不敢放松。

    1942年7月7日这天，经党组织批准，柯棣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鲜红的党旗下，他庄严地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要将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这壮丽的事业。”

    夏日炎炎，再加上这年雨水多，蚊虫也特别多。柯棣华用纱布作了个纱罩，罩在头上继续写书。闷热难熬，大汗如雨，他仍全神贯注地在微弱的灯光下，一节一节地写下去……《外科总论》编写完了，他没有停顿，又开始了《外科各类》的编写。

    1942年12月8日晚8时45分，他在稿纸的边角上填上了新的一页编码：173。笔在飞驰，汗在滴洒，血在沸腾，一排排整齐的汉字，像一队队整齐的士兵，跑步进入队列……突然，颤抖的笔掉在纸上，划了一个长长的横道，柯棣华的身子猛地朝后一仰，重重地摔倒在地。3分钟后，他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望见小郭拿着一具推空了的注射器。他笑着，向她伸出一只手。小郭明白了他的意思，含着眼泪重新扶他坐到椅子上，帮他整理好方才弄乱的一叠稿纸，将笔递给他，又给他倒了一杯水。柯棣华盯着临行前老母亲送给他的那个银杯，精神抖擞起来。镇定地调动着笔……

    9点、10点，他又一次摔倒在地上，艰难地吐出十几个字：“谢谢大家，这不算什么！同志们，工作去吧，伤员在等你们……”再次昏厥过去。

    在当时条件下，一切可能救治的办法都试过了，一切可以缓解的药品都用过了。但他的疾病仍频繁发作，难以遏制。凌晨6点15分，柯棣华最后朝战友、妻子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