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

    行军路上，沈尔七以自己前一次到新四军前线的亲身经历，坚定团员们的意志，并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来鼓舞大家。1939年7月底，慰劳团克服了种种困难，到达上饶。当时正在上饶的叶挺军长，立即接见慰劳团全体成员，并和大家照了相；随后派专车将他们送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慰劳团员们在军部稍事休整后，就出发到前线去，代表菲律宾各界华侨和爱国华侨团体慰劳抗日将士。两个多月的慰劳宣传活动结束后，沈尔七留在军政治部工作。其他同志除另有安排外，都参加新四军教导队第三期学习班学习。慰劳团带回的铜管乐器，交给军文工团使用，周东君和蔡紫茵直接参加了军文工团。

    1939年10月底，沈尔七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参加者为营级以上干部）学习。据当时任第九队党支部书记的王直同志回忆：沈尔七在学习中积极勤奋，刻苦钻研，不怕劳累，进步很快，曾受到党支部的表扬。1940年4月，因前方急需大量干部，他和第九队大部分学员分配到江南前线。在从皖南到苏南的行军路上，他不畏艰险，热情帮助同志，表现很好，受到陈毅、粟裕的赞扬。

    在苏南前线，沈尔七参加了西塔山战斗。他英勇作战，战斗中还帮助抢救伤员，积极地做宣传鼓动工作。8月间又参加了保卫镇保公路的战斗，他跟着伏击队做宣传工作，随部队勇敢冲杀。由于他作战勇敢积极，战斗结束后，被提升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任副科长。

    1940年10月，江南指挥部成立了江南四县（句容、溧水、镇江、丹阳）总会，沈尔七被调到总会政治部工作。同年年底，遵照江南指挥部的指示，他经由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马尼拉，继续动员旅菲侨胞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新四军抗日杀敌。

    1941年11月间，他第三次离开马尼拉，回国杀敌。当他在香港停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占据了香港。于是沈尔七与其他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革命同志，以及一些文化界民主人士，在地下工作人员的掩护下，先后撤入广东省东江抗日游击区。

    到了东江游击区后，沈尔七被安排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的一个战斗连任指导员。在一次对敌作战时他负了伤，加之他原先就患有肺病，组织上送他到阳台山区后方医院住院治疗，并兼任医院政治指导员工作。

    从1942年2月起，东江游击区展开了对敌战斗，沈尔七带病参加斗争。5月间，伪军袭击后方医院时，他带病组织掩护伤员撤退工作。同年12月，他参加宝山县尖岗山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8岁。

    沈尔七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一次回国参战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英名永远载入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的史册，写进祖国革命烈士英名录。他与其他在东江地区牺牲的烈士们，被称为“东江英烈”。东江纵队副司令王作尧在回忆录《东纵一叶》中，曾提到沈尔七的斗争事迹。宝安县龙华区和平湖区的烈士纪念碑上，都刻有“沈尔七”的名字。1982年6月，由中共福建省委编印的《福建革命史画集》中，把沈尔七列入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名谱。1985年中共泉州市党史工作委员会和泉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合编的《泉州英烈》中，也收录了沈尔七烈士的传略。

    （南京军区政治部、福建省军区政治部组稿沈玉水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