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一样也参加游击队？”显和三兄弟连连点头说，“想呀！”淑桓高兴了，亲昵地说“这就对了，你们要做个有志气的青年，拿起枪杆子，抗日保国家。”

    显怡说：“显隆才9岁，参加部队太小了点吧？”

    “先给报个名嘛。”

    部队在坪山圩召开欢迎慰问团群众大会，部队首长请淑桓上台讲话。她健步走上主席台，又把5个子女也叫了上去，对台下的战士和群众说，“我的儿子显承已在陕北参加了八路军，三儿子显绪在香港宝安青年会搞抗日救亡工作。其余的统统在这里，我现在把他们都交给部队。最小的这个才只有9岁，先报个名，待他长大一些再送来。抗日人人有责，我没别的本事，就尽我这份责任吧。”

    她的话，引发了台上台下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慰劳团把此情此景拍了电影，在香港和南洋各地播放。战士们亲昵地称她为“游击队妈妈”。

    1941年国内风云突变，继震惊国内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广东也发生了“三？八”坪山事变。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悍然向坚守在惠（阳）东（莞）宝（安）抗日前线的曾生部队和王作尧部队发动进攻，曾、王部队被迫向海（丰）、陆（丰）地区转移。香港的抗日进步团体也相继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淑桓此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宝安青年会，当了执行委员。

    她和小儿子显隆的生活费主要靠夫妻二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常常因一时接济不上而断炊。在这困难时刻，又增添了新的负担。东移到海陆丰地区的部队，在战斗中有许多失散的同志。他们回到香港来淑桓家找联系，她家一时成了联络站和收容所。淑桓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付重担。有家在香港的，她先去对其家人做好工作，送回家去暂住。在香港没有亲友的，则帮助他们去余闲乐社、“惠青”联系安排。这些同志虽是临时食宿在她家里，但给已闹过断炊的淑桓经济上带来很大压力。然而这位游击战士的母亲却坦然地对他们说：“你们的难也是我的难，我有的吃，绝不会饿着你们。”

    她想方设法安排他们生活。仅有的12平方米的房间里，她自己睡的大床加块床板，再不够则打地铺；人多实在睡不下时，就叫他（她）们轮流坐睡。米不足，煮饭时她就多放点水煮粥，不让同志饿肚子。

    淑桓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为了她的安全，把她母子接到设在九龙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她总觉得自己还能为抗日、为部队多做些工作，便不顾丈夫刚病故留给她的痛苦，向党组织提出到游击队工作。经批准，1941年4月，她带着仅11岁的显隆投奔东莞大岭山游击区，参加了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她在游击队的医院里教文化，大家称她“郭妈”。

    不久，曾生总队长专门派干部安排李淑桓到大塘村联络站，接替党员徐幽明，担任东江纵队交通情报员工作。至此，淑桓老妈妈一家八口人，都在抗日前线，成为人民军队中的光荣一家。

    （广州军区政治部、广东省军区政治部组稿王曼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