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告别北平的目的，是要脱离日寇统治区，奔赴抗日战场。到了天津，日军正在集中兵力，沿津浦铁路南犯。天津到济南的火车不通。我们便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准备赴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船长（英国人）怕冒风险，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坚决反对。船上坐了500多名北平学生，大家选出刘江陵、何礼、谢云晖、葛佩琦、袁汝镛等同学，组成指挥部，与船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我们向船长提出警告：如果你一定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就先把你扔到海里去。因为船再开回天津，我们这批中国学生，就可能遭到日本人杀害。最后船长答应：将船开到烟台。

    到烟台下船后，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总算脱离了日寇的控制。这时，同学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赶快投入新的战斗。

    我们从烟台坐小火轮，到了虎头崖。下船后，同学们背着行李，步行20多里，到达山东掖县的沙河镇。此处离我的家乡平度县，近在咫尺。有的同学劝我回家看看。我说，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抗日如治洪水，我怎么能一过家门就回家。

    我们男女同学约300人，在沙河镇住了三天，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向群众讲了卢沟桥抗日的情况，教儿童唱救亡歌曲，到处可以听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我们的食宿全由沙河镇商会供应，临走时，我和何礼到商会辞行，并要付给他们饭钱。那位商会会长说：“工农兵学商都是一家人，你们为抗日救亡路过此地，我们理应招待，不能收钱。”我们从沙河镇坐上驻济南部队向烟台运兵的回程汽车，到了潍县，转乘火车到了济南。

    这时，济南已经汇集了大批平津学生。根据党的指示，民先队领导同志在济南开了一个会，研究决定：一部分同学北上到太原，支援山西的抗战工作；适合于留在山东工作的同学，就留在山东；另一部分同学南下到南京，开展南方的抗日救亡工作，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全面抗战。我和一批老战友到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