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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捕的当天，分散关押在有刑事犯的监号内。室内潮湿，空气污浊，臭不可闻。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质问：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们？我们是爱国学生，为要求参加抗战来到首都，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爱国无罪，要求立刻释放我们。下午，看守把我们10人集中到一所空监房（关押政治犯用的）。房内有十多个监号，让我们自己安排床位。只锁监房门，不锁监号门。这样，我们就比较方便一些。每天由丁秀带着，在走廊里做早操，由赵启海指挥唱救亡歌曲，上午集中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下午自由活动。每天两顿糟米饭，北方同学吃不饱，看守代我们出去买大饼。

    十月十日“国庆节”，我们要求改善生活（一种斗争方式），看守给我们送来南京板鸭。我们被关押之后，没有受“审讯”。到了第七天，把我们叫到三间空屋里，一位穿西服的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没有字的红格纸，要我们写个人的家庭住址、学历和来南京的目的。我写的是：来南京要求参加抗战工作。写完之后，那个人就要我们回监房取行李。警备司令部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一进门，看到很多平津同学会的老同学，他们围拢上来，和我们热烈握手、交谈，帮着我们拿行李。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无限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