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我们迸来了？

    那位朋友说：马律师是这个赌博场的法律顾问。

    我们进门后，赌博场的一位管事人，就把我们招待到客厅，让茶让烟，十分客气。坐了一会，我们进到赌博大厅参观。大厅面积很大，灯火辉煌，设有很多赌摊，每个赌摊，都有一位年轻的姑娘主持；有的押红黑宝、有的掷骰子，有的摇点子等等。赌具都很简单，很快地可以决定输或赢。不管赌客谁赢了，主持赌摊的姑娘都要抽头。据说这些姑娘没有工资，全靠从抽头中分红，取得工作报酬。所以客人走到她的赌摊，姑娘都“亲切”地说：老板，请来玩玩吧！赌具越简单，输赢越快，抽头越多，真是一本万利。

    赌场设有鸦片、海洛因、吗啡等吸用房间，赌客只要有钱，随时可以过瘾。赌博场还设有收买部，手表、戒指、金笔、大衣等物都收买；当日赎回，利息一分。赌客如果输光了筹码，随时可以卖掉手饰、衣物等作赌注，继续赌下去。有的赌客，进赌博场时，腰缠累累，像是一个大富翁；出赌博场时，两手空空，成了一个穷光蛋。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上海时期，用的一种剥削、坑害中国人的毒辣手段。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是贼窝：

    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朋友们得知我将要结婚，送给我几件衣料。我自己也买了几件衣服和被面、被里、蚊帐等物。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柳条箱里，用麻绳捆好。我和一位姓樊的朋友结伴同行，到了上海火车站，为上下车方便起见，我把柳条箱交给了行李托运处，买了行李票。小樊要扛着皮箱上火车。

    我说，你买张行李票，把皮箱托运多方便。他不买。

    到了商丘车站，小樊扛着皮箱出车站时，值班的日本人要检查他的皮箱，他和那个日本人一拉手，那个日本人没有检查，就让他扛着皮箱出站了。

    我问小樊：你认识那个日本人吗？为什么你和他一拉手，他就不检查你的皮箱了？

    小樊说：我不认识他，我和他一拉手，就给了他10元钞票，他就不检查我了。

    我说：你买张行李票，还用不了10元钱，何必找这个麻烦。

    小樊笑了。

    出站后，我到包裹行李处，去取柳条箱，那里的人说：还没有到。

    第二天我又到行李处，取出了柳条箱。打开箱一看，满箱是破衣服、破皮鞋、碎报纸。除剩下两张我买的结婚证书外，我装进去的其他物品，都没有了。我去找商丘火车站的站长（日本人）要求赔偿。那个日本人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这种事大大地有，没办法，没办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铁路时期，出现的又一种坑害中国人的事。我估计这件坏事，是在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干的。因为我托运柳条箱时，他们就一一查看了里面装的东西。

    在商丘火车站建立监视日军军运的中心：

    1943年春，我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和我对日军有进攻郑州、打通平汉铁路企图的估计，报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该部董参谋长复电说：你的估计有可能，要加强对陇海铁路上日军军运的监视。

    我由上海回到商丘后，我要求驻商丘、拓城的两位情报联络站主任牛景康和牛传干，设法在商丘车站建立一个监视陇海铁路上日本军军运的中心。

    牛传干便在商丘车站的北边租了一处房子，开了一个货栈。以此为掩护，他联系了一位火车司机和一位车站工作人员，组成了监视日本车运的中心。他们按天登记通过商丘车站的日本军车次数、去向、所载部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数量等。

    牛景康、牛传于及时派情报联络员将登记材料送给我，我通过电台或信函，迅速转报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西安地下情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