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鼐是沈阳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邢国彦是辽北省长岭县县长。你们先分别往访他们原单位的领导人，看看那些人的态度，作为我们营救工作的参考。她们同意我的意见，分别去找有关单位领导。

    我陪着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去见沈阳警备司令楚溪春。她说：楚司令，书鼐是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天天上班，辛勤工作，突然被捕了，这是为什么？押在什么地方？楚司令说，“王太太，这些事人家能告诉咱吗？”过了几天，我分别去见李年和邢国彦同志爱人，问她们上访的情况如何？她们说：没有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她们三位大嫂交给我一个简单而难办的任务，　要我设法找到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方。她们说：天气冷了，找到他们的地方，以便给他们送点吃的和穿的。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一个特务的妻子口中，得知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点：　沈阳市昆明街81号。这是国民党军统组织在沈阳的秘密监狱。我把这个地点，告诉了三位被捕同志的爱人。通过她们给被捕同志送饭、送衣物，我得知三位被捕同志，都遭到严刑拷打。

    一天晚上，一个从西安一同来东北的熟人，到我家串门。我知道他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他不知道我参加了共产党。他说：你和李年等三人经常来往，现在他们因共产党嫌疑被逮捕了，你又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这是政治问题，有人对你有怀疑，你最好不要再管他们的事。我说：朋友相交，要重道义。你、我和李、王、邢三人，都是从西安一块来东北工作的，我们都是“朋友”，他们遭不难，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即使法院将来查明他们是共产党员，枪毙了他们，我们也应帮助他们的家属买棺材、收尸。法院不会因此逮捕我们。他听了我的话不对味，就告辞了。

    过去我和赵耀斌约定，他每天寄给我一份西安情报组织办的《新秦日报》；作为日常联络信号。自李年等被捕后，我没有收到这份报纸。我怀疑是否西安地下情报组织也被破坏了？但我不敢写信打听。

    有一天洪处长来我家，我提出这个疑问。他说：据西安一人谈，赵耀斌被捕了，研究书店和《新秦日报》被国民党查了。洪处长又说：他到沈阳市督察处去问了。督察长说：李年他们的案子，是北平方面来办的，办完了，就完了，不至于再扩大。督察长还说：他知道你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和李年有来往，就怀疑你。从此我才放了心。

    1948年新年前后，有一位被捕同志的家属对我说：她去送东西，监狱的看守不收了，并说以后不要去送了。她有些害怕，怕是亲人被处决了。我说：不至于；如果处决了，监狱要通知家属的。我又去问那个特务的妻子。她说：没有听说最近监狱里处决过人，李年等的情况，她也不知道。我一直在为三位被捕同志的处境担心。——一月中旬，何英芬同志告诉我：她接到了李年的来信；其中说，他们被捕的人，已经被国民党用飞机押送到南京。我才知道他们确实还活在人间，我为他们庆幸！

    地下组织和电台被敌人破坏了，情报发不出去；蒙难同志被转送到南京了，沈阳没有营救工作可作。我想离开沈阳，回北平。但我又一想，我党在东北，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解放指日可待。我留在沈阳，虽然不能做情报工作，还可以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做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沈阳解放后，我可以找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决定留在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