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东城粮食局借到粮票28斤。每月18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和28斤粮票，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的唯一生活来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形势开始好转。东城区委统战部与东城分局研究决定，给我单位户口，报在我女儿的住处。这样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我成为北京市的正式公民。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住房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虽然已经和房管所联系了关于我的住房间题，我自己也多次往访房营所，回答总是说：没有房子。1977年1月8日，我写了一封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信，寄给了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同志。信中谈到我当时的困难处境　我回到北京将近一年，仍流落在京郊农村中，没有一个安定的住所。邓大姐把我的信转给了东城区委。2月下旬，东城区委统战部通知我去看房子。这是一间8平方米的小平房，座落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96号的大杂院内。我到房管所办了租房手续，于1977年3月8日，搬进这间小平房。我命名这间小屋为“九六陋室”。虽然是陋室，却是我的发祥地。我读书、睡觉、做饭、写申诉、接待新闻记者…都在这间小屋里。我在这里向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单位写了100多份申诉（其中包括胡耀邦同志批的那封申诉信），接待了几位新闻记者，我的冤案便大白于天下。我在这间小屋里还辅导了6名高中毕业生考大了大学；其中的一名还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学位。

    现在介绍一下大院的情况。这个大院共住了16户，有14户是工人家庭，有一户男的是中学老师，女的是工人师傅，他们对我都很照顾。特别和我住隔壁的李学俭师傅，他是河北省吴桥县大，在南口暖瓶厂工作。他看我生活困难，主动要借钱给我，我婉言谢绝。安炉子、挂蚊帐等我做不了的家务活，他主动帮忙；他家改善生活，他的老伴赵同志总是送给我一份。当时我的视力很差，烧蜂窝煤对不上眼；他女儿炳芬、儿子炳洲、炳海轮班给我生炉子、封炉子。大院内没有厕所，要到大门外小胡同上公共厕所，晚上我看不见路，由炳洲或炳海领着我去。张梅芬同志是大院里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她参加街道工作，常动员我去听政策性的传达报告；我有病住医院时，她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师傅带着水果去看我。大院附近有三位青年工人，听说我搬进了大院，主动来看望我。他们的名字叫马长辉、赵端钧、刘汉如。他们热情诚恳、慷慨义气，帮助我解决了很多困难。例如：我的视力不好，不能誊清我向各有关单位写的100多份申诉材料，都是由马长辉同志代我誊清的。他白天上班，夜间誊写，每次都按时写好，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刘汉如两同志经常帮我料理家务活，如换煤气、买蜂窝煤、送文件、看病等等，从不嫌麻烦。赵端钧同志的爱人杨同志，每逢过节，总是约我到她们家改善生活。刘汉如看到我在小屋里蒸窝窝头，转身献出去买回一饭盒包子来……。这是我回到北京结交的几位青年朋友。有一次我到北京陶然亭甲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上访，遇到一位全超凡同志，他看我视力不好，主动帮我填写了登记表，并把我送回我住的地方。以后他多次协助我到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上访，对我争取平反，起了积极作用。

    1977年暑假是打倒“四人帮”后高等院校第一次恢复统一招生。有七八名高中毕业生来找我给他们辅导功课，结果有6名考上了大学。我还修订出版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物理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