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得异常出色。

    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汉堡，1920年到1921年加入了汉堡共产党组织。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在两年中，他读了大量军事论著，同时也熟读了拿破仓、苏沃洛夫、恺撒等人的传记，但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不屑一读。因此，有关东方的历史，包括风土人情他近乎无知。他到中国后，根本就不去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他的指挥失灵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李德实施作战指挥的风格或所谓个性特征，伍修权有过画龙点睛的概略描述。他清楚地记得，“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挥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伍修权从一个翻译人员的角度，深刻地感受到李德这种“只唯图，只唯己，而不唯实”的作战指挥，是“难免吃败仗”的。

    就在李德独揽红军指挥大权期间，作为红军总部作战科参谋的吴黎平，则从履行参谋职能，专事下情上报，上情下达的角度，亲身领教了李德的所谓正规作战指挥程式。从吴黎平的回忆中，人们不难具体、形象地想象到：在瑞金，在红军总部专门为他准备的“独立房子”里，每当李德接到有关军情的电报后，总是要围着他房间里的大地图绕着圈子踱步，一边不断地大口大口吸烟，一边紧锁双眉冥思苦想。时而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时而移动地图比例尺东量西测。然后，神情严肃地口述他的指令，由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迅速交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并转交军委的朱德、刘伯承等或党中央的博古、洛甫等人签署命令下达执行。李德拟定作战指挥要图，通常连哨兵站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或一座碉堡配置在什么位置诸如此类原本中下级指挥员可以灵活确定的细节问题，他都要作出硬性规定，并用电话直接通知有关部队按图进行标定。当时红军使用的是1：100000的地图，不是经过实地勘测法而是采用问测法绘制而成的，误差很多也很大，有的竟然连地名及敌我位置等都弄颠倒了，甚至出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误差。因此，李德的“地图指挥”常常给部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加上李德不了解实际情况，又经常朝令夕改，这就使得前线指挥员胸中无数，来回折腾，无所适从，手忙脚乱，结果贻误了许多有利战机。

    李德很少离开他的专门办公室——“独立房子”，到前线去进行实地考察和战场指挥，即便是偶尔到了前线，也不认真调查研究，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按照实际情况修订作战计划，而是单纯地检查他那“圣旨”般的“正规化”命令，是否已在前线“无条件”地得到了贯彻和执行。因此，日复一日，部队总结了一条规律，就是李德每到前线一次，部队指战员就要倒霉一次。有一次，红五军团第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去阵地视察，看到有一个山头上修了一座孤零零的碉堡。从军事常识来看，这样独立明显的目标，是最容易招致敌人炮火射击的。唐天际为避免挨打，并充分发挥碉堡的火力支援和掩护作用，指示部队在河边便于隐蔽和发挥火力处构筑了工事。工事刚刚构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