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西，与其说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倒不如说是为自己切身利益着想。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陈济棠的代表杨德昭，给了陈济棠巨额军饷，催促陈济棠速进兵马，以“剿”红军。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陈济棠深知进攻红军不会有好结果，而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也不会有好下场。他被逼无奈，只好和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他一面派部队进攻红军把守的筠门岭，一面又派人和红军拉关系，以试探虚实。

    1934年4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并马不停蹄地向苏区腹地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陈济棠把守的南线不得不派出南路军的2个纵队，计6个师，1个航空兵大队，1个重炮团的兵力，向红军把守的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红军立即迎头痛击，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英勇抵抗，给陈济棠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伤亡。这一交手使陈济棠大为吃惊，他万没料到红军会有这样强大的战斗力。通过交手，也使陈济棠更加坚信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是隔断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入广东的最好屏障。他既害怕蒋介石入粵，又怕红军乘虚反击。在攻占了筠门岭之后，他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进攻，摆出决战的架势，另一面又秘密地派出他的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向红军作不再互犯的姿态。蒋介石虽对陈济棠的伎俩有所察觉，但因疲于“围剿”红军，对陈济棠的做法也无计可施。

    毛泽东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可以利用。1934年春，正值反“围剿”战事吃紧之际，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身份，多次从瑞金来到会昌，对粤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指示：一定要吸取十九路军兵变的失败教训，抓住敌人内部的矛盾搞好统战工作。毛泽东经过多次调查，工作卓有成效，回到瑞金后心情舒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清平乐 会昌》，其中就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周恩来在这次“借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秘密派代表与陈交涉，使南线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这为中央苏区以后向南突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934年9月，陈济棠又密派李君为代表，要求和红军进行谈判。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信中说：华北大好河山已沦亡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战之联合厖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协定。并拟了五条协定：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蒋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等。

    朱德的信很快得到了陈济棠的答复，朱德和周恩来研究商定，遂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前去寻乌与陈济棠秘密商谈。

    第二天，何长工和潘汉年带上两名警卫便出发了。这次他们一行四人都换上了便装，何长工和潘汉年一律长衫礼帽，一副商人打扮。两个红军战士也一律随从装扮。四匹红马急速向“南天王”管区寻乌驰去。

    第二天一早，陈部少将参谋杨幼敏便带着七师师长黄质文等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谈话很快转到了正题上，双方代表唇枪舌剑，谈了三天三夜，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等；五、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