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王稼祥的伤由来已久，早在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被弹片击中了腹部。因为医疗条件极差，8个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他的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救命。但是伤口经常发炎，引起高烧不退，常常需要服用吗啡止痛。直到1936年，王稼祥到莫斯科治疗，他的病才被彻底治愈。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担任《红星报》的主编，以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的身份为会议作记录。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会议，伍修权担任他的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个发言。

    他谈到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客观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批评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把红军的军事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兵力的强大和中央苏区以外红军配合的不力。他试图为错误辩护。

    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经过几天深思熟虑的准备，他发言的时候，严肃地承认对付敌人的策略不对，不该放弃红军游击战的传统，转而打阵地战——这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他态度坦率而诚恳，愿意承担错误军事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尽管后果已经无法弥补。

    周恩来的发言，让李德感到不安。遵义会议从酝酿到召开，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会议一开始，他的处境便很狼狈。别人围着长桌坐着，李德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伍修权形容他“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李德一边听着发言，一边不断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认为周恩来在发言的过程中，已经使自己同他和博古保持了一定距离。

    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他作报告时依据的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和他三个人一路上在担架上达成的共识（前文里，我们把这种共识，称为担架上的“阴谋”）。

    毛泽东是紧接着张闻天发言的。通常，他总是先听听别人的意见，再作一个总结性的结论。但这次他一反常态，首先讲了话。他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比起其他人的发言，他的算得上是宏篇大论了。

    他把矛头尖锐地指向了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术取代了红军实用的运动战（毛泽东曾经总结过十六字要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他的指挥下，红军不顾军事实力的差异，跟蒋介石拼阵地拼消耗，结果一败涂地。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同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都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错误战术致使红军必须放弃中央苏区大转移。所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不是博古所说的军队数量的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首先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博古和李德犯了“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李德的指挥，一味纸上谈兵：不考虑士兵要走路、吃饭和睡觉，也不问走平路还是山路，地形是平原还是河流，摊开地图，用铅笔一画（李德因此被讽称为“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打好这一仗。——这样打仗，当然是打不好的。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在苏区红军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的事情，红军因此失去了一个获得同盟军的大好机会。如果红军能利用这个机会，能够绕到敌人背后迂回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周恩来、洛甫和他都曾经主张联合十九路军作战。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他说出了很多指挥员的心声，中国土地上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外国人的瞎指挥。

    伍修权回忆，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就对他说过“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一类的反对意见，引起了博古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