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逼问口供。最后，戴季英命令警卫员把这位指导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赶紧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季英不耐烦地讲：“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更加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徐海东坚决反对，戴季英就警告徐海东：“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就这样，49名干部全被戴季英杀掉了。事后，徐海东这个堂堂七尺男儿，两个眼睛都哭肿了，起床后又怕别人看见，赶紧用热水敷。在红二十五军去陕北的路上，戴季英又多次提出肃反，徐海东火冒三丈，当着他的面拍了好几次桌子，坚决予以反对。

    陕北的指战员们和革命群众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这些甘愿洒热血、抛头颅的陕北根据地创建者会是国民党的“奸细”。一直以来，刘志丹在陕北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地流传着一首民歌：“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当时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不少指战员认为，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存心要整他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刘志丹被捕的事传出后，根据地内上千户的群众不明真相，纷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

    就在陕北根据地面临空前危机之时，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21日，在吴起镇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会见了当地的干部和群众，了解到了陕北根据地的严重形势。毛泽东被“肃反”一事震怒了，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对反映情况的干部群众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为了尽快挽救陕北危局，毛泽东马上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人找来，让他们组成调查组，带领一个连的士兵，携带一部电台，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代表党中央去接管戴季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王首道等人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组一行人赶到瓦窑堡，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代行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职务。戴季英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很突然，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做得很对，理直气壮地搬出了许多卷宗，证明刘志丹等同志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反革命”。调查组接受这些案卷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调查研究。

    调查中，调查组发现，那些支持着刘志丹等人是所谓反革命的“口供”，极少部分是坏人故意捏造出来的，其余的都是戴季英等人通过刑讯逼供方式得到的假口供。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等人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一贯对革命忠贞不移，屡建奇功，经受了斗争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戴季英等人罗织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调查组质问戴季英：“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么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毛泽东听了王首道等人的汇报后指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戴季英不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为自己的行为狡辩，周恩来对此愤怒已极，指着他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