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在运动中避免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于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薄复礼开始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肖克翻译，肖克仔细地记录，直到半夜才忙完。通过这件事，他俩彼此间有了新的认识，薄复礼与红军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行军途中，薄复礼被红军严密的纪律和非凡的能力所折服。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他对他的友人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红军指战员对他的称呼也由开始的“大鼻子”、“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有人叫他“老薄”了。薄复礼主动地为红军做起事来。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尽量给予薄复礼特殊照顾。分战利品时，不会忘记分给他一大块牛肉。薄复礼的鞋子破了，红军战士就会把鞋子脱下来，送给他穿。晚上宿营时，他睡在室内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的楼板上，而红军战士通常是席地而睡，身下只垫一块木板。保卫局长吴海峰还特意找来一只骡子让薄复礼骑。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逼近云南昆明时，肖克给薄复礼摆了一桌告别宴，告诉他：我们已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实行区别对待，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有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薄复礼又惊又喜。肖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明确一条，不准用上帝麻醉学生。肖克询问薄复礼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至少需要4块银元，肖克就叫手下给了他10块银圆，并告诉他离开后如何前往昆明。第二天一早，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18个月的红军俘虏生活。

    获得自由后，薄复礼立即着手把他这18个月的经历写成书，书中赞扬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密。1936年8月，当红二、红六军团还在长征时，这本书就在英国伦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这本书很快又再版。

    1986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受肖克将军委托，几经周折，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找到了薄复礼，薄复礼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肖克和薄复礼在离别50年之后得以再次联系。

    多少年来，薄复礼挂念着一件事：他织的那件毛衣是不是穿到了贺捷生身上。他不曾想到，这个生下来就历经磨难的女孩，后来已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