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的话来。这次会议决定，红二、四方面军这个月就抓紧时间过草地北上，尽早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徐向前率领中路纵队从炉霍出发，董振堂率领右路纵队从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则跟在左纵队后面北上。会议采纳了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司令部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负责传授对付骑兵的战术。朱德的这一招非常巧妙，让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无形中加强了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任弼时和朱德、张国焘一样，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威信很高。任弼时的斗争精神，大家有目共睹，他是个为了真理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物。早在八七会议之前，他就大胆地站出来批评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朱德安排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名为教二方面军打骑兵，实际上是保护刘伯承，避免张国焘对刘伯承下毒手，同时加强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力量，从外部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过草地期间，任弼时担心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问题，他不惜花费时间，分别和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人详谈，研究北上南下之争的症结所在，以便找出较圆满的解决办法，加强全党、全军团结。张国焘嘲笑着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任弼时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他告诉张国焘，自己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

    过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找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俩都在莫斯科留过学，俄语都很好，为了谈话方便，两人干脆就用俄语交谈。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又问傅钟，“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任弼时很惊讶，原来红四方面军许多高级干部竟然还被张国焘蒙在鼓里。任弼时严肃地问：“北上有决议没有？”傅钟回答：“有。”任弼时又问：“有，为什么不执行？”次日，任弼时让傅钟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以前的电报，傅钟这才完全弄清楚张国焘闹分裂的真相。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而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傅钟把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会议纪录拿了出来，任弼时看过后说：“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此后，任弼时没有为此批评过哪个同志。对张国焘的行为，任弼时非常气愤地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得这样严重。”在任弼时的努力下，傅钟、陈昌浩等许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思想有了根本转变，然后这些人又去影响和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张国焘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

    任弼时理直气壮地将他的意见告诉张国焘，说卓木碉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张国焘自知理亏，表面上未置可否，心里很不是滋味，越来越感到这个“任胡子”真令他头痛。

    为了消除隔阂，促进团结，7月10日，任弼时在北上途中致电中央，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任弼时的建议，两天后，张闻天回电，告诉任弼时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同时请共产国际派遣代表出席。

    过草地期间，任弼时还解救了一批被张国焘长时间关押和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廖承志。在川陕苏区“肃反”中，张国焘把廖承志等人打成“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将他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