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省委被破坏后，几次派出去人找党中央，杳无音信，上级未派来任何人过问二十六军的情况，贾拓夫找中央也未见回音。陕甘边党和二十六军与上级断绝关系后，他们像没娘的孩子，天天盼望上级党派来人指导，第一次见到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信”，就使大家很心寒。这种错误陆路线，理所当然的受到陕甘边领导的反对。会议进行激烈争论，大家站起来说，这指示信的根据是什么？从没有来人调查，北方局靠什么指责？难道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开创了，反倒有罪了吗？高岗坚决反对，他说我们都是陕北人，初来陕甘时执行杜衡的那一套，弄得屡受挫折，大家都挨整，给革命带来损失，造成二十六军覆没，在十倍于我之敌人“围剿”的形势下，红军只有几百人，不得不退出照金苏区；谁愿意钻梢林，平原地区能不能站住脚？“要是把愿望当成事实，乞丐早发财了。”目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无异于叫花子想抱新娘子，穷作梦”“枪杆就是万能，不万能为什么要搞兵运？拿什么打倒反动派，没枪是打而不倒的”；“有枪就是‘草头王’，没有枪，万万不能，放屁也不响”。“历代王朝兴衰，就看能不能掌握军队，没有枪杆子，能夺天下吗？枪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上级不给发，蒋介石不给，只能夺取，哪个真龙天子赤手空拳夺天下？不都是靠军队东打西战打下来的江山。没有军队，就是坐了天下，有人发动政变，顷刻便被推翻了。”要建立根据地，眼前非要按陕甘这种办法搞不行，反对“梢林主义”还得搞“梢山主义”，毛主席也得上井岗山，否则没有希望的。习仲勋、惠子俊等同志说，盼来盼去，盼来一瓢冷水，盼来一顿指责，我们宁去找中央，也不能接受文件的指责。黄子文说：我去找北方局，北方局我熟，他们根据是什么……后来据朱理智在1945年西北局高干座谈会上说：两封信是根据郭洪涛报告来的。

    会议越争越激烈，刘志丹对一些问题有看法，但他不愿和谢子长掰情，加之战事紧张，极力控制会议气氛缓和下来。陕甘领导特别是刘志丹根据谢子长“特派员”的意见，本着革命利益和友谊为重，把高岗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免掉，降为临时参谋长，后又安排为红军政治学校政委，“高岗挨了一大锤打下来”(马文瑞语)，谢子长接任四十二师政委，并提出陕北游击队搞起时间短，力量单薄，如今井岳秀来“围剿”(即第一次围剿)，红三团到陕北去一趟，帮助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欣然答应三团去陕北，并另派了些干部和战士，给一批枪支、弹药和钱物，支持陕北发展武装。谢子长政委率领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三团回陕北。

    阎家洼子会议后，四十二师主力三团由王世泰、黄罗斌带领到达陕北，在谢子长的指挥和陕北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在横山的金吴塌(现属子长县)、绥德县张家圪台、清涧县河口等地连打三个胜仗，最后在横山县董家寺(现属子长县)打垮井岳秀的一个营，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共缴获200多支枪和大量弹药，俘敌100多人，拔掉了很多土豪盘踞的岩堡，克服了由于敌人的进攻而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恐惧心理，乃至“反水”状况，大长了群众士气，提高了游击队的斗志，增强了武器装备，扩大了革命影响，推动了陕北的游击战争。红三团北上反“围剿”中，高岗师政委的职务被撤，革命责任仍在，大义当先，荣辱不惊，他以参谋长率二团骑兵部队，又一次到宜川、延安、延长、安定、甘泉、安塞、保安等地区奔袭，牵制敌人北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持陕北反“围剿”战斗，把延安等地的敌人引向注视南边，放弃了北攻，减轻了陕北的压力，拓宽了以安定为中心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骑兵部队行动快速，装备齐全，每人一条枪、一把大刀，奔袭突击，举刀催马，杀声震天，连续袭击了几次敌人。沿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张贴标语，广泛宣传“打富